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遭受践踏的危机。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司法之痛。有学者总结道，滥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方面的危害，除了妨碍其辩护权的行使外，还将导致其：(1)面临失学、失业的现实危险。(2)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秩序陷于混乱。(3)在爆满恶劣的羁押场所遭受犯罪的交叉感染，或者因仇恨、愤怒而产生破罐子破摔以及反社会心理，从而难以回归社会。[12]“超期羁押”、“久押不决”、关门打狗式的刑讯逼供、国家赔偿难等滥像，也都伴随滥捕而生。近年网络不断披露的看守所内“躲猫猫死”、“做噩梦死”、“喝开水死”、“吃方便面死”、“摔跤死”等丑闻，更使人权危机升级到未决犯莫名死亡的终极程度！
二、逮捕中心化的制度死结及其解构探索
因弊端重重而备受指责，逮捕中心化的运作机制连同其操盘手—公检法机关，实际上都已被逼进了没有退路的死角。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必须要思考：逮捕中心化形成的制度死结在哪里？我们能否提供出打开这一死结的有效方案？如若不然，惯常的路径依赖就是再正常不过的。
1．逮捕中心化的三大死结。逮捕中心化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和条件，但起决定作用并成为当今解困难题的关键点有三个，这里不妨称之为三个死结：第一，制度环境死结。中国的刑事司法自始就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司法机关被称为“专政工具”。刑事司法的根本任务在过去是“镇压敌人”，在如今是“打击犯罪”。公安司法机关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而各地党政机关的首要职责是“维稳”，保一方平安，因而，公安司法机关自然也就要服从维护稳定的工作大局。这样的制度环境塑造了逮捕中心化，将逮捕作为打击、严控犯罪的强有力手段而常抓不懈。第二，制度心理死结。一种职业化的担忧久而变成偏执的心理定势，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放就会逃跑。办案机关适用逮捕的首要动因是防范逃跑，因为把人关起来最省心、最安全。第三，制度效用死结。在强制措施体系中，只有逮捕对控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实用有效，取保候审约束力不强，监视居住无从操作，是故，大量、广泛适用逮捕也就成为现今司法实践的当然选择。
可以预见，对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如果不首先突破这三个制度死结，逮捕中心化是难以被扭转的。期望通过立法条文的修改而手到病除，只能是学者的一厢情愿。现存的问题，主要存在于司法操作层面而不是立法的问题，如果公检法机关在逮捕的适用上少点对法律的突破，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适用上多点方法、机制的创新，则今天的局面就将是另一种景象。
2．解构逮捕中心化的学术探索。法学界对如何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降低逮捕羁押率，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粗略择要归纳如下：
(1)更新观念。要真正树立保障人权的观念，无罪推定的观念，慎用逮捕的观念，法治的观念。要克服“重打击、轻保护”、“以捕代侦”、“以捕待罚”、“够罪即捕”的错误倾向。[13]
(2)通过修改法律，将逮捕与羁押相分离，实行“逮捕前置主义”。建立和完善未决羁押的申请、审批、执行、变更、救济等司法程序。实行司法审查制度，看守所中立化。徐静村教授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学者建议稿中，将强制措施规定为四种：拘传、逮捕、取保候审、羁押候审。取消了监视居住，将拘留合并至逮捕中。[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