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也早在1990年底就引进了私募发行的模式。我国早期的内部职工股发行可以找到私募发行的影子， 1993年4月之前的股票发行，实际上是带有私募性质的一种混合方式。1999年《证券法》确立了“三公”原则以后，私募转而被B 股和H 股发行所广泛采纳，在A 股市场上真正出现包销余额的情况下，证券商也不得不启用这一方式作为补充。而近期的证券公司债券定向发行、特定机构次级债私募发行以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也都是私募化运作的证券发行模式。当然，不可否认，私募发行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诸如投资者数量少、流通性较差等不足，投资者会面临较高的投资风险。目前，对涉及私募的证券发行规范属于分块规则、局部立法，导致私募发行制度的模糊和不确定，降低了证券市场的潜在参与者对私募发行活动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导致了实践中的私募发行行为的不规范，加之前几年我国相关立法机关及监管机关对私募发行这一方式重视不够，实践中也未形成有序监管与规范的私募发行市场。
所以，未来在私募发行法律制度的准备方面，还要进行积极的探索。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法律审核效率。发行制度的效率主要指该证券发行制度引致的资源配置效率。在适时推进证券发行制度改革的同时，还必须提高现有的证券发行法律审核效率。一方面，鉴于《公司法》《证券法》已经为上市公司私募发行留下了空间，监管机构应加强配套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出台，对私募发行的申报批准程序、信息披露义务及控制风险等问题加以规范，培育和强化股票发行的市场化约束和自我调节功能，逐步推动证券发行由单一制向多层次发行模式转变。另一方面，实践中可选择一些上市公司作为私募发行的试点，逐步放开、扩大，从点到面，在风险可测、可控、可防的前提下，鼓励上市公司大胆进行金融创新，逐步放开对产品创新的限制，支持采取证券发行新模式和新方法，不断提高证券发行水平。
第二，证券法规建设。法律建设是指在保持较低风险和成本的资本市场筹资情况下，能够制定出更多、更好地使发行人及各中介机构对其行为后果进行合理预期并调整的法律。我们应本着“三公”原则和保护投资者权益的精神，完善证券法律体系，尽快出台与《证券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和章程，建立我国多层次证券发行市场体系，科学规划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必须为我国多层次证券发行市场提供基本的法律支持。当然，在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时，尽管有学者提出“要有长远眼光，要留有余地”[4]，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现有证券法律进行修改。我们认为，构建我国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必须充分利用WTO中的保护性条款，结合发展中国家开放证券市场的经验和教训，制定谨慎的开放证券市场政策，实行逐步准入制度，实现结构开发策略，对不同领域的证券业务应该区分对待，诸如跨国并购、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可以向外资证券机构放开，而对国内券商可以细分的领域，诸如IP0 发行股票、国债、企业债券承销以及证券咨询等业务，可以加以保护，创造出国内证券发行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条件，逐渐实现国内证券市场国际化。
第三，司法制度的完善和程序公正诉求。公正的含义不仅包括发行制度应对各个股东给予同等保护，而且还指对不同发行人采用同一种尺度加以衡量。发起人和公众投资者既是利益的统一体，又是利益的矛盾体，公正的发行制度，有助于在“证券监管机构与证券发行者、公众投资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和谐的关系， 从而使资本市场处于一种有序运行的状态”[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健全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确保证券发行市场监管规范化、制度化，这也是证券市场国际化能够顺利实现的关键。有效执法需要矫正政府角色定位，解除政府的“隐性担保”角色，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券商和新闻媒体的作用。其次，我们应该不断完善证券发行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建立股票、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发行的信息披露动态监管机制，对拟上市公司首次发行或者再次发行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进行跟踪核查。最后，应该提高中介服务法律资质水准和服务质量。从对中介机构证券从业开始就着手进行法律规范，使得他们的业务行为符合法律的要求，培养具有国际业务水准的中介服务机构，熟悉或者精通国际证券发行业务的证券从业人员，提高中介机构的公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