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共利益被宪法化后，须有一个权威在宪法的制约下，去确定一个有拘束力的公共利益，以便法院、行政机关和民众能够辨别和遵循。在民主法治国家中，这样的权威应当是由民众选举出的立法机关，即公共利益的实现是由人民的代表依照民主的原则来确定的。同时，宪法为公共利益的进一步制度化提供了指导原则，特别是人类尊严、基本人权、宽容，以及社会法治国家原则，同时透过明确的程序将公共利益限定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公共利益宪法化后，便成了整个法律秩序，尤其是以行政法为代表的公法体系的基石。德国学者毛雷尔就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是一种社会塑造活动，现代行政的客体是社会的共同生活，行政致力于共同体的事务，服务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行政的出发点是公共利益。[16]
公共利益完成从法律外在视角到内在视角的转变后，就成为一个法律体系中的具体法律概念，体现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之中，具体指涉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同。公共利益也只有完成这一转向，才能获得确定的法律涵义，从而破解公共利益的虚幻之谜，在法律中深根发芽、枝繁叶茂，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发挥利益和价值整合功能。
【作者简介】
倪斐，单位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注释】
林布隆：《政策制定过程》，朱国斌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张千帆：《“公共利益”的构成》，《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5期。
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三卷），廖德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240页，第18页。
奥特弗利德•赫费：《政治的正义性》，庞学铨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412页。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页。
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从现实来看，群体性事件多发生于下述领域，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农民工讨薪、移民安置补偿、国企转制、环境污染事件、乡镇改革分流、复转军人安置、劳资关系、违法集资、矿难事故、宗教信仰、校园突发事件和警察及城管部门执法失当或者违法乱纪等方面。许章润：《多元社会利益的正当性与表达的合法化———关于“群体性事件”的一种宪政主义法权解决思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50页。
参见《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和第51篇。
何勤华、张海斌：《西方宪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9页。
哈特穆特•毛雷尔：《德国行政法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