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人公司“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的价值评判：公司立法的价值抉择
我国《公司法》之所以对一人公司作出“法人格滥用推定”这样近乎荒唐的规定，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诸如对一人公司及其股东的偏见、对公司法人财产独立性的片面理解等，但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在立法的价值目标上出现了定位错误和理解偏差。
法的价值是多元、多层次的，不同的法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就公司法而言，自由、效率（效益）、公平、安全是其基本的价值目标。这四者之间，虽然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但是更多的时候会出现冲突，如自由与安全的冲突、效率与公平的冲突，从而给立法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这样的冲突和挑战，立法者不该任意地、片面地作出取舍，而应当综合考量，审慎抉择。如果说“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14]，那么，一项符合正义的公司法律制度，就应当是在自由与安全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做到自由与安全、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为此，我们首先要认清并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司的营利性决定了公司法应当以维护自由、增进效率为首要价值目标，即：在自由与安全的矛盾中，“自由应是第一位的，追求安全应以不从根本上侵害公司自由为限度”；而在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中，“效率应该是优先的”，追求公平不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15]。其次，要理性地看待法的价值的实现问题。法的价值作为“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是人们不断追求而又永远无法到达极致的目标，这一性质决定了法的价值的实现只能是相对的[16]。因此，无论对“自由”还是“安全”，也无论对“效率”还是“公平”，都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更不可期望通过一项立法就达到极致的自由和效率，或者实现绝对的安全和公平。
纵观我国《公司法》的各项规定，总体上讲其价值定位是比较恰当的，基本上体现了自由和效率优先、兼顾安全和公平的价值理念。但是，《公司法》在某些制度的具体设计上，尚有偏颇，其中尤以一人公司“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最为突出。该制度不但颠覆了自由和效率优先的基本理念，而且背离了作为法的价值的“安全”和“公平”的本意。首先，关于自由价值，虽然《公司法》确立一人公司制度，从法律上赋予了投资者创设一人公司的自由，但是一人公司“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动不动要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令投资者望而却步，无异于在事实上剥夺（妨碍）了投资者设立一人公司的自由。其次，关于效率价值，一人公司“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令投资者不敢或不愿去创办一人公司，这种状况无论对投资者还是对整个社会，都不利于增进效率（效益） ，至于“公司效率”则更是无从谈起。再次，关于安全价值，一人公司“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虽然很好地保证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令债权人感到了安全，但却令公司股东很不安全（随时可能面临连带责任） ，以至于有人因此而把一人公司比作“刀尖上的蜂蜜”[17]。最后，关于公平价值，如果公司股东确实滥用公司人格而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令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疑是公平的。但是，一人公司“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却是先入为主地推定股东滥用公司人格，这种“有罪推定”式的做法，本身就是极大的不公；而让一人公司的股东不能像普通公司的股东那样只承担有限责任，则更是明显的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