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对内幕交易犯罪的刑事处罚问题
各国对内幕交易犯罪的处罚以罚金和监禁刑为主。如英国《刑事审判法》第61 节规定，对被判处犯有内幕交易罪的人，按照简易程序审判的，应当单处或并处法定最高额以下的罚金或不超过6 个月的监禁；经过公诉程序审判的，应当单处或并处罚金或不超过7 年的监禁。从1980 年到1994 年第一季度，英国有33 起针对51 个人提起的内幕交易诉讼，其中有14 起刑事诉讼，9 起被判决有罪。英国刑事诉讼只起诉个人，不包括法人。[20]
我国台湾地区对于一般人违反“证券交易法”第157 条第1 项的行为，可以处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单科或并科15万元以下的罚金；但对于证券交易所或证券投资事业的董事、监事、监察人或受雇人，违背其职务从事内幕交易而期约或收受不正当利益的，则处7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单科或并科25万元以下罚金。这样，如果某证券交易所董事不仅自己从事内幕交易，而且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使他人利用该信息进行交易而分享其所得，则该董事的行为属于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55 条数罪并罚的情形，依台湾地区“刑法”第51 条第（5） 项、第（7） 项的规定，最高可以被判处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单科或并科40 万元以下的罚金。美国处罚内幕交易犯罪的法律主要有1934 年的《证券交易法》和1988 年的《内幕交易与证券欺诈实施法》（ITSFEA） ，此外，涉及反内幕交易的《邮电欺诈法》和《涉嫌敲诈和腐败组织法》（RICO） 对邮电内幕交易犯罪和有组织内幕交易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证券交易法》规定的罚金为1 万美元，最高刑期是5年。1984 年，美国国会修改该法，将罚金提高到10 万美元。此后，仍嫌处罚力度不够，通过1988 年的ITSFEA 再将个人罚金上限提高到100 万美元，对机构、法人的罚金提高到250 万美元；同时将刑期由最高5 年提高到最高10 年。如果是适用RICO 追究内幕人员的刑事责任，相关处罚更为严厉。
尽管各国对内幕交易都规定了处以监禁刑的刑事处罚，但在审判实践中如何确定具体的刑期却是个难题。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值得一提。美国法院在对内幕交易犯罪量刑时要根据美国量刑委员会1993 年颁布的《美国量刑指南》的规则进行，该指南将内幕交易犯罪的基本级别定为8 级，随着犯罪数额的提高以及行为人对信任地位的滥用，犯罪等级相应提升，量刑随之加重。对于特别严重的内幕交易犯罪，该指南规定如属初犯，其最高监禁刑可达97 个月，对于严重累犯，则可以超过97 个月，但最高不超过法定10 年上限。我国现行《刑法》第180 条规定：“ 情节严重的，处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1 倍以上5 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 倍以上5 倍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见，内幕交易犯罪属于情节犯，但如何界定“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呢？ 有学者从证券欺诈行为的量与质的关系出发，提出了数十项数量指标，如违法所得数额、避免损失数额、被害人的损失额、证券数量、造成证券价格波动幅度、被害人的范围、违法行为的次数、涉及的交易量、全部被害人实际损失与可能损失之比等，[21]这种观点当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在具体实践中，如何确定以上数额和数量，并做到轻重有别、综合平衡，还需要法官发挥积极的主观能动性，了解证券市场的基本情势，以判断内幕交易的实际危害程度，做到准确地定罪量刑。另外，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对本罪罚金的依据是“违法所得”，如果内幕交易的目的不是“获取利益”而是“减少损失”，那么内幕交易者通过内幕交易所“避免的损失”是否属于“违法所得”就有疑问。从立法措词来看，似乎不能作此理解。还有，在内幕交易既无违法所得又未减少损失的情况下，罚金刑又何以适用呢？ 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无论是通过修改法律还是通过法律解释来解决这一问题，都有待有关机关作出定论。
（三） 关于对内幕交易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问题
日本学者田中英夫、竹内昭夫对私人诉讼提出过独到的见解。他们认为从法实现的手段来看，有政府主导型模式和私人主导型模式之分，前者突出政府对不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在这种模式下，公民被看成是政府治理的对象而不是法律的主人，即“国民只是治者之统治的客体，不是为追求国民相互间正义、维持秩序而积极参与的主体”。公民的法律意识欠缺，权利意识匮乏，在这种模式下，法的实现效果是值得怀疑的。为改变这些不足，“就应当采用增加金钱利益的方法促进私人诉讼，努力消除实体法和诉讼法中的诉讼障碍，提供更加便捷的律师服务，并促使法院成为国民积极作用的服务机构。”[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