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兜底条款
兜底条款是指刑法对犯罪的构成要件在列举规定以外，采用“其他……”这样一种概然性方式所作的规定，以避免列举不全。因此，兜底条款在本质上属于概然性规定，亦被我国学者称为堵漏条款。
刑法对犯罪行为的规定天然地具有不周延性、不完整性。对此，中国古代曾采用“比附援引”的类推方式加以弥补。此外，还设立兜底罪名以备不时之需。例如《唐律疏议》曾经设立不应得为罪，这是一个典型的口袋罪，具有对整部法律的兜底功能。《唐律·杂律》不应得为条规定：“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事理重者，杖八十”。我国台湾学者黄源盛教授揭示了不应得为罪设立的立法指导思想，即以刑驭民，使民处于疏而不漏的法网之中。这样一种立法指导思想，显然是前罪刑法定主义时代的产物，亦即专制思想的体现。从立法技术上来说，不应得为罪起到一个兜底作用，使所有不合法理的行为均落入彀中，难以脱罪。美国学者D·布迪把这一规定称为“catch-all ”（“盛装杂物的箱子”），[26]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口袋罪”，可以说十分生动形象。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虽然不存在上述绝对的兜底性罪名，但仍然存在着兜底性条款，甚至存在相对的兜底性罪名。我国刑法中的兜底条款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情形：
1．相对的兜底罪名
兜底罪名可以分为绝对的兜底罪名和相对的兜底罪名。所谓绝对的兜底罪名是指像不应得为罪那样，对整部刑法起到堵漏作用的兜底罪名。而相对的兜底罪名是指对某一条款起到堵漏作用的兜底罪名，它较之绝对的兜底罪名所兜底的范围更小一些。例如，我国《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以上条文中，设立了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是“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其他危险方法。”在此，刑法完全没有描述其他危险方法的具体行为，而只是指明这里的其他危险方法具有与放火等方法的相当性。至于具体内容，完全授权司法机关加以认定。除上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外，我国《刑法》第115条第2款还设立了以过失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兜底的行为方式
在某些犯罪中，刑法列举了各种行为方式，为防止遗漏，又设兜底条款。例如：(1)《刑法》第169条之一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例举了五种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其后又规定：“（六）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2)《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列举了三种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其后又规定：“（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3）《刑法》第190条之一骗购外汇罪，列举了二种骗购外汇行为，其后又规定：“（三）以其他方式骗购外汇的。”(4)《刑法》第191条洗钱罪，列举了四种洗钱行为，其后又规定：“（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5)《刑法》第193条贷款诈骗罪，列举了四种贷款诈骗行为，其后又规定：“（五）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6)《刑法》第195条信用证诈骗罪，列举了三种信用证诈骗行为，其后又规定：“（四）以其他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7)《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列举了三种非法经营行为，其后又规定：“（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3．兜底的行为方法
这里的行为方法与上述行为方式有所不同，行为方式是单独可以构成犯罪的行为类型。而行为方法只是某种行为类型所采取的具体方法，这种方法从属于一定的行为类型，因而不能单独成为一种犯罪的行为类型。例如，《刑法》第236条强奸罪，规定的行为方法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又如，《刑法》第263条抢劫罪，规定的行为方法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在以上规定中，“其他方法”是强奸行为与抢劫行为的具体方法，具有与法条所列举的“暴力、胁迫”在性质上的相当性，但刑法对此并没有明确规定。这种立法例，在中国刑法规定中十分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