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客观真实说的支持者认为可以吸收法律真实观的合理内容。比如，刘金友教授认为可以“坚持客观真实的标准，批判吸取‘内心确信’‘盖然性’理论的合理因素”。[11]而陈光中先生后来接受了“确定无疑”这一带有法律真实意味的证明标准表达方式，并将其作为客观真实标准的最高层次。[12]
而修正的客观真实说则认为：我们批判的“客观真实说”，是建立在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片面理解基础上；只要按照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其作出适当修正，它就仍然具有存在的价值……修正后的“客观真实说”应当包含三方面内涵：首先，法官对案件的认识必须以案件事实为基础，而不可主观臆断；其次，在终极的意义上，承认案件事实是可能认识的，诉讼制度应以发现案件事实为基本目标；最后，在具体诉讼过程中，遵循法定诉讼程序得出的符合法定证明标准的事实，应当作为法官裁判的基础事实……最后一方面内容的意义在于为法官的具体裁判行为提供一种“授权性”的理论依据，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法律真实说”[13]。有学者指出，这种观点结合了法律真实说和传统客观真实说的内容，但能否仍然被称为客观真实论则是值得商榷的。就其论述的重心来看，与法律真实说似乎更为接近。[14]
如前所述，不管是法律真实说还是客观真实说，都强调自己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但两者得出的结论却不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两者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运用角度不同。客观真实论是从人类整体和整个认识活动的角度，强调人的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和真理的绝对性，同时，并不否认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真理的相对性；法律真实说是从诉讼个体诉讼认识过程的角度，强调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真理的相对性，同时，并不否认在个别情况下，有实现绝对真理认识的可能性，只是这种可能性实现与否，诉讼主体无法判断。也就是说，两者都注意到并认可了诉讼认识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但强调的侧面各有不同，实际上是从不同层面对一个具有同样内容的问题作出评价。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法律真实说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运用；客观真实说则强调认识的普遍规律，出发点不同，结论自然就不一样。因此，两种理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互相难以说服对方，这是一种正常现象”。[15]因此，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并不是斗争关系，而同是人类社会运用法律工具解决社会纠纷的产物，它们既有其特定的制度与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差异，又在许多方面具有同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