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通说对口供的概念和内容。不完善，首先口供的概念与司法实践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口供”仅指犯罪嫌疑人有罪的供述。不包含辩解。因此笔者认为“口供”应定义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其次“口供”的内容第三种有攀供来定义，不准确，所谓“攀供”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指招供的时候凭空牵扯别人。而通说中攀供的概念完全不一致。因此应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犯罪以后，揭发同案犯或者举报他人有犯罪行为或者否认自己犯罪，而举报他人犯罪。定义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揭发检举同案其他犯罪行为的陈述。不应用攀供这词。
三、完善口供证据价值的建议
从2000年6月发现的云南省昆明市“杜培武杀妻冤案”到今年“涉嫌”故意杀人、蒙冤11年的湖北省京山县农民佘祥林，4月13日被法院当庭宣判无罪；因“犯抢劫罪”、“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的河南农民胥敬祥，在服刑期满前15天被检察院不起诉，走出了关押他的监狱。近年来被媒体披露的十多起冤案引起全国震惊。虽然这样的错案为数极少，6年以前的法治环境与今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深刻反思才能带来司法体制的不断完善。造成杜培武、佘祥林、胥敬祥等冤案的原因很多，其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与我国证据学理论上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的供述与审判阶段被告人的供述在证明作用和价值等同看待、在立法上未制定口供补强规则和口供排除法则。为防止冤案的少发生，保证口供在处理案件中应有价值的实现，避免司法人员对口供的盲目迷信而产生的非法取证行为，很有必要加强对口供（尤其是供述）价值的保障。笔者认为，应在《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上完善以下规定：
（一）、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口供和被告人口供
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口供是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在审判阶段作出的，可将口供分为犯罪嫌疑人口供和被告人口供。这种分类一是符合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证据形式之一。由此可见，口供的主体有两种，即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是被指控或发现犯有罪行并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人。刑事被告人是指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者被个人提起自诉并受到人民法院审判的人。二是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取得系侦查、检察人员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审讯嫌疑人一般不允许第三人（包括律师）在场，一般体现为讯问笔录或嫌疑人本人书写的供词等书面载体，因而一旦被告人在审判阶段翻供，主张在侦查、检察环节的认罪陈述系受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在违背真实意志的情形下而作的虚假供述时，其可采性更易受到质疑。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载体讯问笔录的取得的合法性的证明就显得尤其重要。只有被证明是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的才具有证据能力；凡是通过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将被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而被告人在审判法庭上的认罪，具有公开性和自愿性的特点，其可采性只取决于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