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在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二百三十三条、二百三十四条、二百三十五条，是故意杀人、过失致人死亡、故意伤害、过失致人重伤四个罪名，而这四个罪名都是简单罪状对不对？也就是说，符合上面我们描述的责任要件要求的法律规定性，就可以了呀。也就是说这种行为，在上面四个罪名中，在法律的角度讲，都是硬扣上了的。但是，实际上是不能这样用这四条法律的，也就是说，法律的规定性与实践性有很大的冲突。那么问题出来了，是条文规定的不行？还是实践操作的不好呢？
我认为，这是法律规定的不行。实际上，在学理中，有一定的操守。而一代代学人，进入法律实践行业，还是遵守着学理上的操守。为什么学理上，还是不喜欢将这种行为解释为犯罪呢。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的法律没有规定不作为犯，而将不作为理解为放任，那么必然加强了国家刑罚权的任意性，使刑罚的范围扩大，导致民众人人自危。这不符合刑法的谦抑性，所以大多数学人，还要遵守这一操守，遵守不作为犯的义务本位，但并不能辩解我们法律规定的糟糕。
说到法律规定的糟糕，我们就想到如何补救这种糟糕的法律。在大陆法系，是通过立法；在英美法系，是通过案例。当然，现在的很多大陆法系国家，也可以通过宪法案例，否定糟糕的立法。对于大陆法系，立法与实践的矛盾已经非常的凸现。对于我国，简直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为什么呢？对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他们并没有意识形态的矛盾。而我国和他们确有这样的矛盾，而事实上我们又是引进他们的法律。在现在，由于官方舆论，导致我们反美情绪高涨。而实际上，大陆法系遇有矛盾时，也是在英美的判例法中寻找救济途径。而我们的学者，由于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比较喜欢到德日法律体系中找救济。这样，德日在对于恶法的救济上，就比英美晚了半拍，而中国又比德日晚了半拍。结果是什么？大家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