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因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借款人事后转移资金用途或采用其他手段来转嫁风险的行为需略加讨论。斯密和瓦纳总结了四种可能造成借贷双方利益冲突的做法。[27]这些做法将增加借款人的财富而降低贷款人应有的收入。第一，事后改变红利政策问题。在既定红利政策条件下举债，债券的价格和贷款的利息对红利政策作出了反映。然而，如果借款人或债券发行人事后改变红利政策如提高分红率，那么这样的决定是不利于债权人和债券拥有人的。第二，债权侵蚀问题。假如债券的发行或贷款的提供是在假定借款人事后不会发行或借贷具同一次序或更优先次序的债券或贷款的，那么事后的违约将不利于先前的债权人或债券拥有人。第三，资产替代问题。如果借款人事后用高风险而低成功率的项目替代低风险而较有成功希望的项目，那么借款人的财富会增加而贷款人的财富会对应下降。第四，低投资问题，如果借款公司的价值主要是将来一系列的投资机会，借款公司可能会不从事该类投资。原因是投资的收益在债股比例很高或破产时将主要由债权人取得。
除了上面提出过的限制因股票融资而产生的代理成本的监督机制外，限制因举债而产生的代理成本的监督机制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债务市场是一个很好的监督机制。在一个多期反复借款的模型中，举债公司从事财富转移行为的坏信誉会增加将来贷款和发行债券的成本。不论债权人是否有效地保护自己，如果举债公司从事财富转移行为的成本大于收益，该公司则不会从事该种活动。当然这种因低信誉而产生的代价随公司将来需求融债的程度和债务市场信息的有效程度而变化。所以，当举债公司处于破产边缘时，市场信誉的制约也降到了最低点。
市场机制的低效区域正是合同机制的有效空间。人们常常会发觉当债务公司破产时，债权人有权干预破产公司。合同的其他安排也会降低因利益不一致而造成的损失。有权转换成股票的债券有起到减轻资产替代问题和事后改变红利政策问题。这种因可选择转成股票的债券拥有人可以获得部分因举债公司事后从事高风险项目而可能带给债券发行公司的收益。因为债券发行人如事后从事资产替代行为，则债券拥有者可以把债券换成股票。[28]
另一种降低因借贷融资而产生的代理成本是债权人在合同中要求债务人提供债务的担保。有优先求偿权的债也可以部分消除资产替代问题。[29]因为债权人在这类合同中可以用较低的执行和实施合同的代价而优先实现债权，所以有优先请求权的债可以减少资产替代问题。在这类债务合同中都存在限制债务人处分担保物的权力。而这种担保物常具有公司特有的价值, 也就是说该担保物对公司的价值远大于其市场价格。这就是用质物来支持交换的基本点。[30]有担保物的债也可以避免债权侵蚀问题。只要债权人办理了担保物的登记手续，他对该物就有优先求偿权。显然债务人想通过事后举债来改变债权人对该担保物享有的优先求偿权是非常困难的。另外，有担保物的举债方法又可以部分消除投资不足问题。[31]这是因为新项目的收益主要是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分配。如果在股东和原债权人都无法或不愿出资的情况下，非担保之债不太可能吸引新的债权人。原因是新的债权人将承担项目失败的风险。而现存的债权人只会从中得益。除非担保物不足抵偿本息，担保之债至少可以保证新的债权人的贷款是安全的。
另外，债权人对债务公司持股也是一种有效的因举债融资而产生的监督机制。众所周知，在一般的债务合同下，债权人只有在债务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才能对债务人进行干预。但是，如果债权人同时是债务人的股东，他们就可以要求召开股东大会。如果债权人的股份相当大，那么他（们）就可以撤换债务人的管理者。债权人对债务公司持股，也可以部分消除事后改变红利政策问题和资产替代问题。事前债权人因持股可限制债务人转移财富的行为。事后由于债权人是债务人的股东而获得部分债务人因转移财富而取得的收益。如果债权人是债务公司的惟一或主要债权人，那么这又可以消除投资不足问题。又由于债权人是债务公司的（大）股东而行使了监督任务和控制权，债权侵蚀问题将不会太严重。这是因为债权人和股东双重身份明显增加了对债务公司行为信息的质量。显然，这种双重身份有利于降低因举债而产生的代理成本。
再有，交叉性的贸易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相互持股也有利于减少因贸易信贷而产生的代理成本。这些贸易活动进而有助于促进集团成员的特殊资产投资。我们把特殊资产解释为对公司本身的价值大于其市场价格的资产。这种资产的利用有赖于稳定的合同关系。[32]在这样的公司集团中，因股票融资和因举债融资而产生的代理成本都得到了较好的控制。这种相互监督和贸易合同关系决定了公司集团成员有互利而无竞争关系。然而，要使这种公司集团保持有效，强有力的产品市场的竞争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