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其它法律制度对营业的回应。营业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存在，进入宪法、经济法、行政法、民法关系，在这些法律关系中发挥作用并得到反映，这些法律对相关的营业内容做出规定，将营业整合进入该部门法律秩序之中。因此，营业在整个法律体系之中获得了保障。
宪法为营业提供了基本制度规范，从宏观秩序需要出发，确认营业的地位、基本权利和基本政策选择。市场经济国家首先保障营业自由，商主体自由地从事营业活动，非经法律规定不得限制。营业自由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是平等、自由、人权思想的逻辑的必然产物，法国大革命后，于1791年以法律宣布营业自由，可见，营业是否自由是一个基本的社会政策选择，是革命中必须进行解决并关系到新社会关系如何构建的问题。在宪政出现以后，营业自由一般在各国宪法中规定。营业自由包括开业自由、停业自由、交易自由。上升到宪法中，营业自由是公民生存权、自由权和经济权的扩展与当然内容。法律通过设定限制为营业自由划定边界。在营业形成方面，某些特殊行业的成立禁止，涉及公共性事业实行行政许可，执行公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设立营业的限制，禁止设立损害公共利益的营业，经营者的竞业禁止。对于营业形式的限制方面：对于不正当竞争营业形式与限制竞争营业形式的禁止。相应的营业限制必须具有必要性、正当性、合法性，并且这种限制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政策。这些限制具体的表现为：（1）国家的独占经营。如武器、金银、自然资源、博彩、电台、烟草、国家专营。毒品、淫秽物品禁止经营。否则，私法上无效，公法上受到制裁。（2）许可经营。通过经营许可证管理。如建筑业、药品生产及医疗业务。违反之行为私法上有效，要受到行政制裁。（3）国家禁止特种人的营业。如官员经商。（4）特定营业的企业形态、资本额、经营方法的限制。如银行证券保险业。
行政法中的营业既是规制对象，又是服务对象。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职能有：一是提供市场规则；二是保障社会公平。已经存在的营业是政府管理的对象，政府对营业的运行过程和结果，具有监控、评估、矫正的权力与责任，行政法提供营业规则、纠正营业中偏差，维护营业秩序和市场公平。同时，政府手中的公权并非总是为自身而存在，公权已经现实地变为私权实现的工具。行政机关的登记成为构建营业的手段，为营业的存在提供权威的确认并提供公信力，行政法律规则之中有大量的规范服务于营业的构造与运作。
社会法在三个层次调整营业：第一层次是宏观的层次,涉及社会基准。“社会基准”是指最低标准的社会立法。在立法上以强制性规范为主要特点,这是客观法中“基准制度”的实施。例如,在消费者权益保障中的产品质量法；在劳动立法中的最高工时法、最低工资法。第二层次是中观的层次,涉及团体契约。这是当事人按照客观法中“团体制度”缔结团体契约。例如,调整劳动关系的集体合同,调整消费关系、环保关系的章程、公约、宣言等等。第三层次是微观的层次,涉及个人契约。这是当事人按照客观法中“合同制度”缔结个别契约，往往具有标准契约的特点，也可简化为一种“事实契约”。 [20]
民法习惯于将营业作为整体对待，民法对于营业的构造体现为：（1）赋予主体资格。以组织形式构建的营业体获得商事主体资格，获得商事权利能力；同时作为市民社会中的存在，获得民法上的主体资格，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如果超出经营范围，就没有商事权利能力，但是，还有民事权利能力。营业主体以自己的名义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拥有财产、成为知识产权的主体、签订民事合同、实施和接受赠与等。（2）将营业体视为集合物。在企业与债权人这种外部关系中，从企业信用和经营安全的角度，企业财产整体上构成企业的责任财产，它涉及一系列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债权债务、劳动关系、组织机构等事实关系。（3）为营业提供合同规则。民事合同的基本原理适用于营业中的合同关系；发起协议、劳动合同等具有团体法上法律关系特点；而经营活动中的合同则是将合意结合于交易程式事实之中。
三、营业的理论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