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述定义中的“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含义不明确，容易产生歧义。首先，根据上述定义的分析逻辑，其“环境保护”或者“生态保护”均毫无疑义的包含了“环境（生态）外部影响”。但“环境（生态）保护”与“环境（生态）外部影响”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严格的讲“环境（生态）保护”应为“环境（生态）外部影响”的上位概念，有环境（生态）保护行为，才会产生环境（生态）保护的外部效果。所以，“环境（生态）保护”并不必然的包括“环境（生态）外部影响”的含义，两者之间更多的为一种因果关系。其次，环境（生态）保护，譬如退耕还林、退化（荒漠化）土地治理、公益林维护等必然需要支出一定的费用，产生直接的“保护”成本；同时，“保护”行为的“环境（生态）外部影响”——环境改善，其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环境生态利益。这两个方面，成本与不确定第三人环境利益的取得，理应对保护者本人给予补偿。但是，这里的补偿明显包括两个层次：对成本的补偿和对利益的补偿。如果将这两种补偿毫无根由的加以混同，将必然对补偿制度的设计带来不利的影响。再次，从现行补偿制度的设计上来看，也恰恰印证了这一推论。按照《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所谓补偿，也只有每亩5元钱的补偿费，很多分析者认为这样额度的补偿，其实连起码的森林管护成本都不足以弥补。而且，补偿费支出的依据成本与《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名称中的“效益”显然也是矛盾的。
（四）上述定义中把对生态系统的损害行为，以及对环境资源的破坏行为中的行为人所收取的费用也作为“生态补偿费”，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不管是采挖矿藏、地下水利用所形成的地裂、塌陷，还是排放废水、废气所形成的水域及大气污染，都属于特定环境资源利用行为所引起的直接环境资源损害后果。其中致害行为确定、损害后果清楚、行为与后果之间因果联系紧密，完全符合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构成要件。而且，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既有的、获得普遍认可的环境民事责任形式理应发挥其应有作用。如果把公认的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硬要叫成是“生态补偿”，显然与环境法的民事责任传统大相径庭，也很难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有学者事实上也发现了这一概念冲突：“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的文献中，生态补偿通常是生态环境加害者付出赔偿的代名词；然而90年代后期以来，生态补偿则更多的指对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者的一种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1]其实，这种表述从本质上讲应是对不同法律现象的两种概括，而不是从所谓“赔偿”发展成了“驱动、激励和协调”。即便果真经历了这样的发展变化，我们仍以为赔偿的责任形式相比补偿的责任形式，在解决环境加害行为时的力度应该会更大一些。因为，在行政法的意义上，补偿一般表现为对直接损失的适当补偿，而赔偿除过直接损失外，还包括可得利益损失。所以，如果仅仅把这当成是责任形式在原有基础上的一种发展，那这种发展的意义就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是要以生态补偿代替损害赔偿，那这种发展就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必将对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带来一定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