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麻烦在于，当实际出资人发现名义股东存在“挤兑”其合法权益的风险而要求自己直接成为真正的“显名”股东时却无法直接请求司法保护，而是必须要翻越一道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人合性”之墙。也即，实际出资人只有经过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才能成为公司股东。这种通过公司股东的“同意”而“准正”的途径，系隐名投资者的出路之二。
假如此后公司或其控制人拒绝给原隐名投资者完成股东变更手续、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公示登记的，则可以诉请人民法院给予支持。
当然，凡事有利即有弊，股东“隐身术”背后也可能存在极大的法律风险。诸如，投资份额及权益被名义股东擅自处分，而且如果第三人构成“善意取得”的法律状态的话，则幕后老板也可能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
（二）股权的“善意取得”制度对隐名投资保护的制约
隐名股东的麻烦在于，在其回归显名股东的正常状态前其股东身份和权益并不能得到公司的认可，更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对隐名股东权益最有可能实施侵害的人就是其所“挂靠”或“信托”的名义股东。常见的侵害形态是“擅自处分”，即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因此，隐名股东维权存在两大风险，一是名义股东的否认；二是来自第三方的“善意取得”制度的抗辩。
如果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挂靠或信托关系的约定或依据是明确而充分的，则来自名义股东否认的风险相对较小；反之，如果约定不明时，则名义股东一般以“借贷”等理由对隐名股东的投资性质进行抗辩。除此之外，来自第三方的抗辩将构成隐名股东的主要法律风险。因为最高法院在公司法“解释三”中明确规定，“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而这正是“善意取得”制度的调整范畴。
善意取得制度的本质是对无权处分行为效力及其法律后果的确认，由于处分人原本没有权利处分标的物，但又必须优先保护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所以才设立了善意取得制度。即第三人可以名义股东身份的登记状态来主张其不知道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并进而终局地取得该股权；此时，隐名股东必须通过“反证”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的方式来确保自身的投资权益。只有证明成功后，则该第三人就不构成善意取得，名义股东处分股权行为的效力才可被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