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央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行为，就决策层次而言，可以说具有抽象行政行为的性质；就执行层次而言，可能会包含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但是，这两个层次的内容是不应分离的，决策是执行的前提，执行是决策的实现，二者的整体构成了央行这种宏观调控行为方式的整体。
2．中央银行信用控制的调控行为方式
中央银行的信用控制的调控行为方式，包含了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和直接的信用控制工具。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了证券市场的信用控制、消费信用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等几种。直接的信用控制工具则包括了利率上下限、信用分配、流动资产比率。
中央银行的这种信用控制行为方式，从特征上看与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行为是相似的，实质上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但是该抽象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与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行为是不同的，一般都是相对人以自己遵守的法律行为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无需中央银行的协助。如果相对人未能以自己的行为实现该内容，中央银行对该行政相对人进行处置，才会产生具体行政行为。
同样的，就该行为方式的实现来说，也包含着决策和执行两个层次的内容。虽然这一行为方式中决策的意义要更大一些，但是执行层面的意义同样不能够忽略，否则同样会难以达到宏观调控的效果。
3．窗口指导或道义劝告
这种行为方式是中央银行凭借其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信，通过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磋商，来指导其信用活动，达到控制信用的目的。这种行为方式一般认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拘束力。它不会也不能为相对方创设权利义务。从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倡导、劝告、号召或者建议。但是相对方接受中央银行的指导或者劝告后会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实际上这种法律后果正是中央银行所追求的，也即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从这一点上来看，窗口指导或者道义劝告不是普通的行政行为。二是不具有强制性。相对于其他公法手段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对于金融调控目的的实现具有间接性。三是这种行为方式在程序上具有简便性。窗口指导或道义劝告对相对方权益的影响较小，因此在程序上的要求就较为简便了。
（二）私法手段的调控行为方式
私法手段的宏观调控行为方式主要是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操作业务。
再贴现政策调控信用的主要机制是通过调整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影响商业银行自中央银行借款或贴现票据的成本，控制其超额准备金的头寸，并间接带动市场利率的升降，进而实现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1]。再贴现政策实际上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决策和执行。就决策层面言之，中央银行为了进行金融调控而对再贴现和再贷款的利率进行调整，该利率只能够约束中央银行自己和在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和再贷款的商业银行，对社会大众并无直接的约束力。同时，由于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的变动，是该行为方式发挥调控作用的关键因素，所以中央银行拥有对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调整的决策权。就该行为方式执行层面而言，其与公法手段不同，仅仅能够通过规范约束在中央银行进行再贷款或者再贴现的商业银行。因此，从性质上看，这种再贷款或者再贴现的利率类似于格式合同条款，再贷款或者再贴现说到底是一种契约行为，只不过是带有格式合同条款的契约行为。与一般的格式合同又不同，这种利率的格式条款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排除了双方当事人对该条款的一般的解释规则。除此之外的双方行为还是以意思自治为基础的。因此，这种调控的行为方式整体上还是属于私法手段的。但是，为了达到金融调控的目的，则带有某些强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