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层面来看，中国目前尚未建立关于反垄断以及跨国并购的专门审查机构或者咨询机构，这确实让反垄断规定的执行在技术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政府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尚停留在封闭的计划经济时代。[12]因此，完善的并购审查法律制度有助于克服跨国并购可能带来的遏制民族工业、垄断国内市场等负面效应。我国不妨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做法，制定具体的制度，对认定跨国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设立专门的国家并购审批机构进行审查，该执行机构可由多个部委共同派员组成，直接归属国务院管理。特别是可以考虑建立国家经济安全咨询委员会，可允许民间行业协会参加，充分吸收市场经验。
此外，市场经济自身能够提供反映经济安全隐患的预警信号，而国家安全预警机制即是一个完善地收集和分析这些预警信号、及时反馈到经济决策中心的机制，有助于政府及时掌握国家经济安全的态势，避免经济决策的失误，减少市场开放可能带来的利益损失。[13]为此，要建立相应的并购经济信息网络、档案管理系统和分析系统。我们可仿效美国，一经发现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跨国投资和并购，立即采取相关措施。对于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投资性公司，可借鉴日本做法，要求其定期报告。若反垄断主管机关认为确有问题，可令其减少投资，转让股份，排除垄断的可能性；如果所有在华的子公司、分公司在外资投资性公司的统一指挥下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损害我国利益的，可借鉴美国“单一体论”的做法，即把它们当作一个实体来看待，[14]从而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真正落到实处。
再次，保证法律体系上的内外统一，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制度。
我国的法律体制仍实行内外有别的双轨制，导致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待遇十分明显。国民待遇是WTO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竞争的根本原则，据此，所有市场主体，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投资者，在企业的设立、经营、合并等方面，都应一视同仁，没有政策和制度上的差异，享有公平的待遇，以保持充分的市场竞争。[15]由于跨国并购对东道国存在较大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对国民待遇原则基本上接受，但在具体的产业政策上还是有所区别，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外资进入领域和跨国并购做出不同程度限制，例如美国，在国家安全、航空、通讯、海运、原子能、金融等行业，外国投资者受到非常严格的管制，1990年中国航空航天技术进出口公司收购西雅图曼可(Nam Co.）公司，就因涉及国家安全原因而被美国政府否决。[16]
对我国而言，过去我们实行对外资优惠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在新形势、新环境下，应与时俱进，要按照WTO的竞争规则，一视同仁地给予国内外企业以国民待遇。目前，我国在利用外资中的一些做法其实是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的。其表现是：(1)税收优惠政策过多，各地还随意开口子加码；(2)外资控股时，无出口限制，等于把国内市场让与外商；(3)外资不承担或很少承担社会保障责任，能够以低成本、高工资的优势与我国企业竞争；(4)有些允许外资企业进入的领域，我国企业反而不能进入。[17]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可以使国内上市公司同外资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这是搞好、搞活国内上市公司、壮大民族经济的最起码的条件。实际上，真正有实力的跨国公司也并不会在意什么“特殊关照”和“超国民待遇”，而是更看重公平竞争的环境。
【作者简介】
谢晓彬，宁波大学副教授。
【注释】陈洪、周升业、吴晓求主编：《公司购并原理与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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