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社会保障状况
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还通过1997年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得到充分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普遍积贫积弱。为了迅速摆脱困境，实现“赶超型”的现代化，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了“高增长，低福利”的发展方略，以使经济发展的成本最低化，经济效率最大化。20世纪末，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都已经达到了9656美元这一世界银行制定的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应当达到的水平。但是，在新加坡，20世纪50～6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恢复和发展经济相比，几乎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窄，实施程度差。20世纪70年代，是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由于仍然将经济增长置于首要地位，因而整个70年代中央公积金制度没有丝毫发展。在韩国，虽然经济有了大幅度发展，社会弱者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直到1995年，韩国政府将社会保障范围强制性地覆盖到了农民、渔民和农村自雇人口身上。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往轻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危害性，在1997年亚洲的金融危机中得到充分地暴露。在这场危机中，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失去了职业，千百万低收入工人和新兴的中产阶级跌落到社会底层。韩国仅在1998年就有100多万人口失业。他们平时勤奋工作，拼命攒钱，当危机发生时，他们失去工作，储蓄贬值。东亚奇迹几乎在瞬间化为泡影。在西方福利国家，失业带来的不良后果是生活水平下降和自尊程度降低。而在没有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失业往往意味着迅速跌入贫困的深渊。正如《2000年世界银行报告》评价的那样：“在危机前，东亚的社会安全网仅仅是个点缀。”[4]
三、它山之石的启示
从美国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来看，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谁都不希望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是，谁又能保证经济危机不会发生以及预料经济危机在什么时候发生呢？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国家，后果将比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国家要严重得多。
众所周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指出口、投资和消费。在我国，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在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出口市场开始“过冬”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到位的背景下，推动经济增长的着眼点必须依靠扩大内需了。在我国，一方面，经济已经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迫切需要与此相适应的消费模式；另一方面，在最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却很不完善。我国居民的储蓄率仅2008年前三季度就超过20万亿元，居世界之首。然而，没有明确稳定的社会保障预期导致人们产生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人们只能通过多攒钱的方式来预防可能出现的生活风险，尤其是具有极大消费潜力、又缺乏社会保障保护的8亿农民。消费不足的后果是延缓经济复苏、阻碍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