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等性不仅体现于行政立法之中，也在行政执法中表现出来，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和社会的监督。现实生活中，公众参与行政少之又少，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则屡见不鲜。公众参与行政的最主要手段是通过听证程序。听证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制度的核心。应该看到，听证制度在我国诞生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这项制度现在主要运用于行政处罚程序中，并且因为建立不久，听证的具体程序缺乏明确、可操作性的规定。很多时候，听证徒有虚名，甚至有行政机关将听证视为走过场，开过了听证会，也听到了公众的意见，但在作行政决定时依旧我行我素。行政权力从属于公共利益只是一句空话。
以上都说明，在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和实际行政实践中，行政权力并没有被制约在从属地位，这就为行政权的滥用提供了便利，为行政垄断的形成创造了机会。
第二，行政职权行使的公正性。首先，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公正要求行政主体对行政对象的合法行为一律平等地保护，违法行为一律予以追究和制裁。其次，公正作为一种制度准则，它要求职权行使机制的公正性。即“在公正原则的大前提下，规定公平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公平地分配社会利益的行政制度和行政政策，且需由这一原则规范和约束行政主体的行为，使行政主体的行为尽量遵循它。”{4}
公正也就呼唤着平等，然而中国的“特权”阶层始终存在。在经济转型时期，一部分人利用“权力垄断”获得巨额利润而暴富起来，这个“暴富起来的群体”在尝到了巨额利润的甜头之后，一定会通过已经获得的权力去捍卫、扩大它的“既得利益”，必然会用更加不择手段的方式去腐蚀本来已经很脆弱的权力系统，扩大他们的权力腐败网。行政垄断就是一种腐败，这种腐败缘自行政执法的不公正，腐败的蔓延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不公正。
行政执法现状中暴露出来的不公正，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如上文所分析的，体制转型时期制度的不健全、立法的不完善，尤其是行政程序制度的不健全。程序是公正的保障，缺乏一个可供严格遵守的程序，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就会拥有过大的行政裁量权，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加上监管机构的缺失，制裁手段的无力，行政腐败就如同细菌寻找到了适合繁殖的空间，大面积地迅速繁衍开来。
第三，行政系统的整体协调运作。现代行政机关规模庞大，部门众多，不进行有效协调，必定造成各自为政，难以履行行政职责，更谈不上依法行政。协调运作包括体系和活动两方面。行政体系的协调表现为“机构设置、部门分工、人员配备科学化”。行政活动运作的协调主要是“通过信息传递，传阅资料等方式使有关行政管理的规章制度相互配套”{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