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业生产者的联合和协同行为可以帮助化解农业生产面临的风险。
与农业活动不同，工业活动遇到的经营风险几乎都来自于社会经济领域，面临的主要是市场风险，而且可以凭借生产过程的可控性来对付或削减风险，加上工业产品易于贮存，所以工业组织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要比农业生产者强，能获得较为稳定的预期结果。而农业活动的连续性、长周期性，使得农业经营预期结果的稳定性大受影响。
例如，农业生产会受到物种生长周期的约束。如“谷物的生产需要将近一年，牛羊的生产需要几年，木材的生产可长达十几年到一百年。”（马克思，1975）而且改良土壤、良种繁育、农田基本建设都需要较长时间，而在市场过程中，农业的季节性与生产的连续性，使其无法在一个生产周期之中通过控制来达到扩大或压缩生产规模，并且其产品的可贮存性差，“这些特征使农业成为一种冒险事业。”（依利·莫尔豪斯，1992）这都要求农业生产者进行联合或协同，通过共同的农业经济组织作出规划，并共同面临风险，提高市场竞争力。
考虑以上因素，在我国反垄断法立法过程中，最终通过的《反垄断法》及之前的数次审议稿都作出规定，豁免农业领域的联合或协同行为也就很自然。退一步看，美国和欧共体等比我们市场经济发展的更好，而且有丰富的反垄断法实践经验，如果他们也选择豁免农业领域的联合或协同行为，我们也应该慎重考虑并做出同样的选择。
（二）农业豁免的基本原理
首先，对于农业生产者的联合或协同行为，可以用追求效率和分配正义的原理进行解释。允许农业生产者组织合作社等农村经济组织进行联合或者协同，可以促进效率，使生产、运输、分配合理化；可以提供农业生产者关于市场趋势、消费者选择喜好和农业技术的最新信息；也可以帮助农业生产者能与收购、销售和加工集团站在同等的起跑线上，从而获得更好的市场交易谈判结果。同时，考虑到与大型销售加工团体相比，小型农业生产者普遍艰难的生存条件，保持农业生产者的生存能力也更符合分配正义。当然，通过对农业生产者的保护和传统农村社区的保留，环境保护方面也能获得帮助。[12]
其次，如需要农业生产者的联合或协同，我们也必须寻求政府干预和设立特定市场组织。农业部门的另一个特征是其产品相对的“无弹性”需求、无法预测、季节性供应以及不能长期储藏，然而，这些问题几乎很难纯粹依靠简单的个体活动得到解决。如果存在这些问题且不能依靠市场机制解决，我们只能寻求政府干预和设立特定市场组织。例如，基于某个正当的经济理由，我们需要对生产数量和分配配额进行控制，但很显然，生产者不可能可以通过自愿协议予以有效解决。这些配额必须强行施加给所有市场中的生产者并执行，因为，有生产动机和生产能力的生产者，是绝不会选择签订这种限制自身生产的协议。即使协议能在所有生产者中达成，基于囚犯困境，它也将成为很难执行的、脆弱的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