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公民批评所引发的刑事诽谤案中，有利于控诉人的推定被普遍地使用。只要是“诽谤”政府，有关领导自然就成为诽谤对象，获得诉讼资格；只要是“诽谤”政府或有关领导，“诽谤”行为就必然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当地检察部门就自然获得公诉的资格；只要存在诽谤性言论，就必然产生损害事实。这种思维实际上是推定而不是证明。
推定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当某一事实（基础事实）得到证明时，就可以认定另一个事实（推定事实）是存在的。对于推定事实，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无需承担证明责任，对方当事人如欲推翻，须提出反证。[15]刑事诉讼法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这意味着被告人被推定为无罪，证明其有罪的责任落在控诉人身上。这是基本原则，所以有利于控诉人的推定必须严格控制。但是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在具体的证明过程中，对于控诉人所主张的若干事实，也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推定其成立。例如，如果有证据表明被告人传播某种言论，而被告人又无法说明这一言论的来源，可以推定被告人为言论的最初来源，即他捏造了有关言论；有些言论具有诽谤性，属于社会常识，是无需证明的。而有些言论是否具有诽谤性，则需要结合一定的语境和一定的损害事实来判断。[16]诽谤性也有轻重之分，捏造他人犯罪的言论相比捏造他人违反党纪政纪的言论，诽谤性要严重得多，这也可以适当地运用推定。至于损害后果是否可以推定，也是因言论的不同而异。
诽谤性不等于损害后果，严重诽谤性也不等于严重的损害后果。诽谤性是一种潜在的损害性，只有当具有诽谤性的言论被散布、传播出来，诽谤性才转化为现实的损害事实。所以，证明了诽谤性，并不能推定损害后果就已经发生或者损害后果的大小。证明损害后果的有无和大小，无论是对于定罪还是对于量刑，都有决定性的意义。
损害后果＝言论的诽谤性×扩散范围
所谓扩散范围即接触到该言论的人数的多少。言论的诽谤性愈大，接触到该言论的人数愈多，则损害后果愈严重。言论的诽谤性愈小，接触到该言论的人数愈少，则损害后果愈轻。为了证明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控诉人需要证明言论诽谤性的轻重和扩散到的人数的多少。但是这个公式并不准确。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条件，即言论损害后果的发生是以人们相信它为前提的。不是所有接触诽谤言论的人都会相信言论的内容，即使相信，也不一定会百分之百地相信。诽谤性言论的可信度涉及到多种因素，例如诽谤者的社会信誉度、诽谤对象的社会信誉度、诽谤性言论的捏造水平等。它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表示：
诽谤言论的可信度＝诽谤者的社会信誉度/诽谤对象的社会信誉度×诽谤性言论的捏造水平
在诽谤性言论的捏造水平不变的条件下，诽谤者与诽谤对象的社会信誉度的比值愈大，则言论的可信度愈高，反之，二者的社会信誉度比值愈小，言论的可信度愈低。也就是说，社会信誉度高的诽谤者诽谤一个社会信誉度低的人，人们就比较相信这种言论，反之则比较不可信。因为人们一般比较相信社会信誉度高的人说的话，而比较不相信诽谤言论所指责的社会信誉度高的人做过某事，又一般不太相信社会信誉度低的人说的话，比较相信诽谤言论所指责的社会信誉度低的人做过某事。不过，一般情况下，当诽谤言论被证明为虚伪时，捏造者的社会信誉度会降低，而诽谤对象的社会信誉度会升高。捏造水平也影响着诽谤言论的可信度。当编造得巧妙、圆满，言之凿凿，诽谤言论的可信度就高，反之，当编得粗糙、蹩脚，破绽百出，诽谤言论的可信度就低。既然言论之可信并不是当然的事情，其可信度有高有低，而这个高低又直接关系到损害后果，所以证明言论的可信度也是控诉人的责任。考虑到诽谤言论的可信度，有关衡量损害后果的公式调整如下：
损害后果＝言论的诽谤性×扩散范围×言论的可信度
公式的特征是简洁明了，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却可能具有遮蔽性和机械性。除了这一公式所提示的三种因素之外，也许还有一些其他需要考量的因素。而且，名誉的损害程度很难量化，无法像用温度计显示温度一样来加以检测。这一公式提供了衡量名誉损害后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考量因素，其意图在于制约诉讼过程中相关推定的滥用。
第三，在诽谤罪诉讼中，如何看待被告人的证明行为？按照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被告人声称无罪，是无需证明的。但是如果被告人提出具体的事实主张，就应为该事实主张提供证据，如果不能够提供优势证据，该事实主张就不成立（但是这不意味着被告人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的罪名是否成立，还有赖于控诉人的证明）。但是即使被告人的事实主张不成立，也不能减低控诉人的证明责任。如果被告人的事实主张成立，事实上就加大了控诉人的证明难度。为自己的事实主张提供证据，这从一个角度来说是被告人的证明义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其辩护权利。
最后，在刑事诽谤案件中法院往往疏于审查控诉人的起诉条件，倾向于在开庭审理之后才要求控诉人履行证明责任。这样即使最后判决罪名不成立或裁定终止审理，也使批评者遭受了诉讼的困扰。就自诉案件而言，自诉人需要证明如下：（a）被告人存在着散布涉讼言论的行为；（b）这一言论是诽谤性的，亦即具有毁损他人名誉的性质；（c）被告人诽谤的对象是自诉人；（d）该言论是被告人捏造的、不真实的；（e）被告人的诽谤行为“情节严重”。在法庭审查起诉阶段，刑事诉讼法第171条第1款规定了“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标准，但是在这一阶段，诽谤案件的自诉人到底应当提供哪些方面的证据，并不清楚，实践中由法院自行把握。笔者以为，自诉人履行证明责任的过程可以分两个步骤，在审查起诉阶段需要提供前述（a）（b）（c）三方面的证据；在开庭审理阶段，还需要进一步提供（d）（e）两个方面的证据。对于公诉人而言，不仅需要证明自诉人所需要证明的一切内容，而且还应证明被告人的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批捕和起诉时就应审查诽谤行为是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因为这一点是表明它获得案件的公诉资格的前提条件。审查发现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应当不予批捕或作出不起诉决定。如果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法院审查，认为属于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应当裁定终止审理裁定，或决定不予受理。[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