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当刑法规定的范围小于前置性规定，而立法者认为有必要增设某种行为方式时，或者前置性法律对构成要件或某一要素的涵义发生调整时，应当考虑能否运用刑法总则的基本原理解决分歧或者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加以统一、明确。例如，《刑法修正案（七）》除了增加一款对“老鼠仓”犯罪行为的规定，还在第1款的客观方面增设一种行为方式，即“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的。[6]对此，有论者提出，修改第180条的主要目的，是要打击知悉内幕信息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交易”的社会现象。只要充分地运用间接正犯的概念，无需修法，也可以合理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7]这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即修法的首选并非在法典中直接增加或修改法条，而是尽量用足现有规定，既包括刑法分则规定也包括刑法总则的规定。又如刑法中“信用卡”涵义的确定，[8]就是在刑法正义观念的指引下，在不超出刑法用语含义“射程”范围的前提下，符合逻辑地揭示刑法用语的含义。
最后，在处理刑法规定与前置性法律之间的关系时，既要考虑刑法的独立性，同时注意合理划定犯罪圈、注意刑法规定与前置性法律之间的协调。但是这种协调并不意味着，一旦前置性法律发生变化，刑法条文也一定要随之变化。要考虑刑法进行相应调整的必要性。如果把刑罚当成治理社会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手段，那么，刑罚可能被用来保护一切利益，惩罚一切违法行为，这将大大扩展刑法对社会生活的介入领域。刑法只能处罚严重的危害行为，不可能对于所有侵犯利益的危害行为者都加以处罚，这就是刑罚“残缺不全”的特征。[9]耶塞克认为，应受处罚性取决于三个因素：法益的价值、行为的危险性和行为人的思想可责性。[10]因此，要综合行为所侵害的利益性质，以及行为客观危害和行为人主观恶性等，判断对某一行为动用刑罚是否具备必要性。如果该行为具备刑罚处罚的必要性，则考虑能否运用刑法总则的基本原理解决问题或者通过立法解释[11]、司法解释加以明确。这样，刑法就不必跟随前置性法律的变化而调整。如若不行，才考虑修法路径。否则可能导致修法过于频繁，而且容易引发新的连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