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强制定、弱执行。法律制定是一回事，法律是否得到切实执行是另外一回事。改革开放初期，在法制建设初见成效之时，法律执行问题其实已经显现出来。1982年，党的十二大就此曾专门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不但有相当数量的群众，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包括一些负责干部，对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已经制定的法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遵守和执行。”此后，在诸多法律纷沓而出的同时，维护法制的统一以及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强调。尽管如此，违法甚至违反宪法的行为、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执行难”仍然存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些权利和原则在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就实践而言，不定期的执法检查、专项整治、“严打”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严格执行法律的常规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健全。
四是强政治、弱法律。就政治与法律的关系而言，政治需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政治的支持和维护。在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上，一方面，尽管与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相比，后30年政治和行政越来越转入法治轨道，但政治对法律实践仍有过大的主导作用和实际影响。例如，宪法虽为国家根本大法，但它仍是一部需要修改、而且事实上也是可以时常被修改的、改革时代的宪法；一些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受到部门、行业等利益的影响和干扰；立法、司法活动的专业化程度还不够高，特别是司法机关在司法职能之外还承担着大量政治、行政乃至社会职能等。另一方面，立法和法律实践在有些方面需要受到的常规化的政治影响还不够有力，例如，民主立法、立法的公众参与、立法监督等。
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来看，30年间致力于国家制度建设、直至形成法律体系，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政治选择。尽管如此，着眼长远而言，其中很多方面还是有待进一步改善和发展的。这就好比国家化、法制化与民主化的关系。尽管致力于法制化的国家建设能够带来秩序和发展，但民族国家最终仍需要通过民主化来植根社会，争取民众认同，从而获得据以长久存续和发展的正当性基础。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通过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那么，在未来4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法律体系和国家政制的进一步民主化就势必成为时代的历史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