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来看，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控方必须对包括证明被告行为、犯意及其因果关系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否则，被告则按照无罪推定原则会被无罪释放。
西方国家实行绝对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后，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作为犯罪构成要素一般规则的例外，绝对责任是指对于某些特殊的案件，犯意并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犯意的存在与否，不仅控方无需证明，而且被告也不能据此作为辩护的理由；即使被告不存在过错，只要检察官证明被告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被告就能被定罪。对一些特殊犯罪，刑法典规定不把犯意作为必要构成要件，例如一个男子与一个不满法定年龄的女子发生性行为，虽然该女子是自愿的，而那男子也误认为该女子已过了法定年龄，不具有通常所说的犯意，仍构成强奸罪。[4]绝对责任犯罪免除了控方对关于被告主观犯意的证明责任。
严格责任类似于民法中的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即某一结果的出现或某一行为的实施，我们即推定行为人对此是有罪过的，如果行为人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其行为在主观方面不存在任何的过错，发生了某种事情是由于认识错误、意外事故或其他不能控制的原因，并且他曾作过适当的努力来避免自己的行为触犯法律，那么就应当阻却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从证明责任的分配看，实行严格责任的案件中，举证的内容划分为两部分：关于行为及其违法性的证明和关于与行为相关的主观犯意的证明。对关于行为及其违法性的证明责任仍由控方承担；但是对犯罪者的主观心态如何，控方不承担证明责任，而倒置交由被告承担。即控方在证明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严格责任之罪时，并不要求证明行为人主观方面罪过，对被告与行为相关的不存在犯意的证明倒置由被告进行。在我国刑法中，奸淫幼女罪即属于此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的处理办法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就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了犯罪，但如果行为人有证据证明存在合理的认识错误，即“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不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5]可见，奸淫幼女罪即属于相对严格责任范畴，其主观系“不知道”的证明责任应当由被告方承担。
(六)被告主张对自己有利的程序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证明责任主要解决的是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证明责任的分担问题，主要不是为程序争议而设定的。但是，对一些程序问题，当事人有争议时，法官仍然要做出裁定，此时，对有关争议的程序事实，同样存在证明责任问题。以“回避”为例，当被告人提出回避申请时，被告人应对其主张回避的事实和理由承担证明责任，当其提供的证据不充分不能证明其事实和理由时，裁判者可以驳回其回避申请。涉及到诉讼中的程序事实有多种，对这些程序事实由谁承担证明责任，我们认为，程序性事实是涉及到程序部分的某一具体问题，对其是否很好解决，将影响到诉讼的公正，甚至可能影响整个案件的处理。但是，“程序法争执非本案事由，其决定的正确与否，与本案实体的真实发现，属比较间接的关系，甚至可能为遥远的关系。”[6]程序事实的证明毕竟没有案件事实的证明那么严格，其证明标准也比实体事实的证明标准低，因此，程序性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较实体事实证明责任分配有一定的差异：一是不一定非得按照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由原告(控方)承担主要的证明责任、被告(辩方)原则上不承担证明责任；二是证明标准低于实体事实的证明标准；三是证明难度相对于实体事实也比较容易。具体看，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事实的证明责任拟按以下方式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