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年中，刺痛中国公众神经的危险驾驶行为，主要是醉酒驾驶和飙车等行为，尤其是若干起造成严重的多人死伤的案例，例如，三门峡王卫斌交通肇事案、广东黎景全交通肇事案、成都孙伟铭交通肇事案、杭州胡斌交通肇事案和北京陈家存交通肇事案（即英菲尼迪车肇事案）。上述案件引发了国人的高度关注和全国愤慨。但是，公众舆论和司法尴尬的焦点，却和《刑法修正案（八）》中危险驾驶罪的关注方向完全背道而驰。
回顾公众舆论要求将“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化的关注焦点，基本上是要求“作为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过渡性罪名”，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尴尬和困惑，也是集中在“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界限和转移定性的条件。也就是说，当时的关注焦点是，在什么情况下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应当定性为交通肇事罪？什么情况下应当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还专门颁行了《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并以广东黎景全交通肇事案、成都孙伟铭交通肇事案为例详细说明了交通肇事案件中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的条件。
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危险驾驶罪要解决的问题，却是在尚未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况下即仅仅有“危险驾驶”行为的情况下的刑事制裁问题。形象地说，原本要解决的是“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界限问题，是个“左”和“右”的问题；《刑法修正案（八）》中危险驾驶罪的现有条文，解决的却是“尚且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原来由行政管理手段或者民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的刑事制裁问题，也就是说，它要解决的是个典型的“上”和“下”的问题。此种“左”、“右”问题被悄悄转换为“上”、“下”问题的罪名增设，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危险驾驶罪现有条款的荒谬和可笑之处。问题的关键之处还在于，估且不谈“上”、“下”的问题是否需要以刑事制裁来解决和能否得到妥善地解决，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原本公众高度关注的“左”、“右”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当然，笔者并不是认为“上”、“下”问题不重要，它也需要得到妥善解决。同时，原来建议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呼声之中，就有一种意见建议解决“上”、“下”问题。曾经有建议者认为，增设“危险驾驶罪”是要将“醉酒”后的“驾车”行为设定为犯罪，它是一种危险犯，解决的是尚未发生严重交通事故的“醉酒驾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的刑事责任，性质上是“作为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肇事罪之间的过渡性罪名”。但是，笔者认为，以此种角度去增设“危险驾驶罪”毫无意义：其一，遏制犯罪行为实施的根本力量不是惩罚的严厉性，而是惩罚的不可避免性，行政处罚完全可以承担这一角色，在危险驾驶罪的法定最高刑仅仅被设置为“拘役”的情况下，刑事制裁和行政处罚的实际力度并无太大差异，反而因为刑事制裁带来了危险驾驶者的犯罪记录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增设“危险驾驶罪”究竟是得大还是失大，值得思索；其二，仍然没有解决在导致严重交通事故的情况下，对于“醉酒驾驶”行为的额外罪刑评价问题，无法满足公众的朴素正义观。[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