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涉及用地，无非遵循两类原则。如果是私人（如企业）需要用地，须遵循市场自愿原则，用地人和土地所有权人在自愿协商基础上达成交易，断无强迫之理，否则就成了抢劫；如果是政府需要用地，则用途须符合公共利益，因为公权力只能为多数人而非特定的少数人服务，而且政府也有义务首先和土地所有权人谈判协商，只有在不能达成一致、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动用强制征收权，并和市场交易一样按公平市价支付公正补偿。中国1982年宪法第13条明确规定，征收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并给予补偿。然而，一旦公权可以私用，诸如三强公司之类私营性质的企业可以动用政府力量强征土地，那么公权和私权就发生了致命的混淆；公权力被私人劫持后必然变质，成为犯罪团伙明抢暗夺、侵吞私产的凶器。香河县之蜕变为“三强县”本身即已说明，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是那里发生的一切土地侵权的总根源。
从表面看，香河县的黑官员和黑企业之所以屡屡得手，是因为征地制度不完善；在公正补偿原则得不到落实的情况下，低价强征、高价倒卖自然成为各级各地官员的生财之道。虽然2004年修宪并没有明确要求“公正”补偿，但是新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已经明确了这一原则，可以视为对宪法的一种补充，而农村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的公正补偿在原则上也不再是什么问题。一旦失地农民获得了充足的补偿，他们自然不会给政府添任何麻烦，中国就真的实现和谐社会了，政府官员也就不用成天为“接访”、“截访”以及各类群体性事件发愁……不过那样一来，政府也就没得钱赚了，至多只能靠人为开发造成的地价上扬赚点利润，但是寻租空间必定大大压缩；甚至干脆，这个买卖不来钱就不做了，广大人民也能因此而免于盲目“发展”带来的强征滥拆之苦。
因此，为什么公共利益和公正补偿的宪法原则得不到落实呢？众所周知，“徒法不足以自行”，再“牛”的原则都不可能自我实现；任何原则之所以成其为原则，都是人自觉实施的结果。但是谁来实施公正补偿原则？实施宪法或法律的权力当然掌握在政府手里——事实上，这是他们的宪法和法律义务。然而，如果他们的法律义务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相悖，他们自然不会自觉履行义务；多给失地农民一块钱，官员或开发商就少得一块钱。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强迫官员履行他们不愿意履行的义务呢？当然只有广大选民，因为他们才是公正补偿的真正受益者。如果他们缺位，那么无论何方神仙大佬都无法迫使各级官员落实和自己利益冲突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