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提名”和“决定”则与“选举”有所不同。“决定”的前提是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总理个人的提名，这显然不同于主席团集体的提名。从1983年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到2003年10届人大一次会议这20年间，全国人大的一个惯例是，对于需要“选举”的人选，使用的是“选举票”，而且全国人大代表“可以表示同意或者不同意，可以另选他人，也可以弃权”；而对于需要“决定”的人选却使用的是“表决票”，代表们“可以表示同意或者不同意，也可以弃权，但不能另提人选”。[5]这或许也能够说明其间的某种差异。
第二，“提名”与“提请”的差异
对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其他的人选，宪法第67条使用的是“提请”和“任免”，这也不同于宪法第62条使用的“提名”和“决定”。宪法对它们使用不同的概念并非没有理由。按照宪法第86条的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宪法第93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但宪法根本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实行院长负责制，也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实行院长负责制。也就是说，国务院、中央军委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领导体制不同：对于国务院而言，总理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国务院，而中央军委“在集中的程度和个人负责的程度上要更高些”。[6]而法检情况又是如何呢？《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并没有规定院长有权否定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决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规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与法院的情况相比，检察院的领导体制在集中的程度上高于法院，但检察长依然不能否决检察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而只能“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