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地方法院已经尝试将这种机制付诸实施。例如，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率先在全省法院系统建立“执行快速反应中心”，由执行局、法庭、法警大队组成，下设七个执行组，打破8小时工作制，向申请执行人发放“执行案件联系卡”，注明“报警”范围，并设立和向社会公布“报警”电话，凡工作时间内，做到“有警必接、接警必出、出警必复”，工作时间外则遇紧急情况出警。如被执行人财产在本市范围内的，在12小时内出警执行；在外省外地市的，则在48小时内出警执行。[35]
从这则消息中不难看出，第一，从“执行快速反应中心”成员的构成情况来看，极为充分地体现了执行权的公权力性质和行政权性质。其实这也是强制执行权的基本性质。作为该项行政权的一部分，对债务人财产状况的调查权，理所当然归执行机关所专有。它是一项具有垄断性和排他性的权力。第二，在威慑机制中“向申请执行人发放‘执行案件联系卡’，注明‘报警’范围，并设立和向社会公布‘报警’电话，表明该执行中心依然要求申请执行人配合”。或许在我国目前的法律背景和形势下，要求债权人对执行工作予以协助和配合似乎在情理上并无不当，但确实显得比较牵强，因为缺乏这项要求的法律依据。[36]我们暂且不论这项要求的合理性如何。假如确有这项必要，我认为采取这些措施时，需要注意如下几点：一是要正确理解主与辅的关系，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就是说要以法院的执行机关为主，而不是相反。二是要把申请人的“义务”严格限制在必要的可能的限度内。假如超出了必要的限度，苛求于申请人，以致逼迫他们违法行事，甚至铤而走险，那就是非常错误的。三是不能把这项“义务”理解为“债权人负担收集债务人财产情况的举证责任”，如果债权人完不成该项举证责任，就不启动执行机制。
笔者注意到，一些法院给债权人或代理律师出具调查令。调查令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因债权人无法获取相关材料，经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人民法院批准签发的供指定代理律师向有关单位调查特定证据的法律文书。据说这种调查令制度可以理解为，主要针对我国当前多数协助机关对协助义务的漠视与模糊，法院出具给债权人可自行调查取证范围确认书。如果协助机关不按照调查令内容协助，是对协助义务的拒绝，也构成妨碍执行，可以追究未尽协助义务的法律责任。[37]其实，所谓的调查令无非是法院的执行机关推托其财产调查义务的一种看似合法的体面方式，是有关司法解释所要求的由申请人一方负担财产调查举证责任的一种方式。这在理论上当然是错误的，实践中也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六 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保持中立吗?
我们注意到，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下一种观点：“法院的地位是中立的，作用是‘消极’的，一般不主动行使职权。那么，延续到执行程序，这一特性亦不应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否则就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操作上的许多困难。”[38]
“即使在执行阶段，法院亦应在程序上保持中立。具体到财产调查制度，在规定了前两项制度（即申请执行人的财产调查报告和被执行人的主动申报情况--笔者）后，法院的职责就应该明确为：原则上不主动开展调查，只对申请人的调查报告和被执行人的申报情况进行核实处理，必要时才对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情况进行依职权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使法院摆脱‘主动调查’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回归中立特性，走出饱受责难的‘执行难’困局。”[39]上述观点是十分错误的。首先，它混淆两种不同职能（审判职能与执行职能）、两种不同程序（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的性质。审判职能是法院的核心职能。在审判程序的运行中，面对利益彼此对立的诉讼当事人，法院当然要保持中立。这是基本要求。而对于执行职能来说，表面看起来是法院的职能，其实不是的。它属于具有独立地位的执行机关的职能，这是一项行政职能。需要执行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的独立的执行程序去运行。可见，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之间、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之间有明显的“质”的区别。
其次，此观点也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强制执行权的内在性质。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强制执行权包括强制裁决权和强制实施权。前者具有与审判权同样的性质，应该具有中立性；但后者却是一种行政权，执行官需要依靠这种权力来维护国家判决的效力，它要为国家“判决”的利益说话，而不是为被执行人说话。因此这种权力显然不具有中立性。既然如此，执行官在财产调查中，应该富有主动性，要主动依职权展开调查，而不是被动调查。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58条明确规定：“（1）执行员在执行中有必要时，有搜查债务人的住所与储存物件住所的权力。（2）执行员有权开启闭锁的房屋的门、房间的门以及储存物件处所的门。（3）执行员遇到抵抗时，有权使用武力，并且为此目的，可以向警察机关请求支援。”[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