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转型期的部分案件不太适合作简单的法律评价。对这类案件，调解效果通常好于裁判。这是因为社会转型时期，旧规范失效，而新规范又因社会关系不成熟而难以有效建立，因此，对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的法律评价存在一定的困难，有些行为虽然可以在规范评价上予以否定，但在行为实质意义分析上，仍然不能否认其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合理性。如征地、拆迁过程中有关主体以过激手段维权的行为。而在处理这类纠纷时，注意采用调解等“软性的”方式，劝解、说理，并充分注意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协调，对于解决纠纷往往更为有效。
二、推进“大调解”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明确“大调解”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在推动这一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否则不能实现其健康发展，甚至可能产生负面的效应。
第一，应当充分注意我国社会转型的法治需求，通过解决纠纷的司法活动建立规则，促进法治。目前有一个现象值得司法界法律界的学者注意，就是当前的社会转型，产生出很强的法治需求，一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呼吁法治，呼吁司法独立。比如经济学家、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著文称：我国的改革当前已进入深化和攻坚的阶段，首先需要处理的矛盾是法治和人治的关系问题。应当切实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核心是依宪治国，首要任务是依法行政或称依法治官[1]。著名经济学家、曾经人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先生，现在十分强调法治，已被改称为“吴法治”；他呼吁“法治的市场经济”，称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贵资本主义”[2]。但是在另一方面，法学界司法界反而不太讲法治、不太讲规则、不太讲司法机关行使职权的独立性。（注释4：去年11月笔者在法院安排之下曾到某县法院调研“大调解”，听有位庭长说，我们感觉自己已经从法律工作者变成社会工作者了。）
我认为，实践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成功实现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关键性条件是建立法治。因为其一，建立法治，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需要公平规则、可预见性规则、具有普遍适用效力与权威的规则，能够与国际惯例相协调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建立及其有效的运作，就是法治的功能，因此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可以说，市场经济与法治之间的逻辑关系十分清晰，毋庸赘述。其二，建立法治，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法治秩序是不因人而异的，它维系的是一种稳定的秩序；法治是充分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平衡机制，是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保障；法治是解决纠纷最合理、有效而且具有防止后续不良效应的手段。其三，建立法治，是对中国国家管理与社会治理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我国传统的治理方式，一是明君治国，二是教化治国。然而历史最终告诉我们，没有法治，人是靠不住的，即使伟大的人物也会受到不良的影响，以至对事业和个人造成很大的不幸。（注释5：1980年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种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人，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没有法治，教化也是管不住的。从已揭露的贪腐案件看，那些贪官接受的各种思想教育比谁少吗——这厢信誓旦旦，那厢仍不妨贪腐无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