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代警务模式的基本要求，警察执法质量的评价标准以犯罪态势、治安态势为出发点，侧重“因地制宜”的策略安排，更加追求办案效率与社会效果，因此是动态、流动的标准，是以警察拥有比较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为基础的。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通常模式，是法官根据既有的立法或判例安排，在探寻立法精神与人文价值关怀的基础上，来思考是否排除已经获得的证据，因此其判断标准是静态标准，是以制约警察自由裁量权为基础的。正是两者内在旨趣的差异，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未必带来良好的警务，甚至引发相反的后果。比如，非法证据的排除导致“真凶”释放，这会严重地冲击现代警务的社会效果。有人指出，排除规则保护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权利是以强加给社会致命的高成本为前提的：一些可靠的、通常是直接的证据被排除出法庭，这导致有罪之人逃脱制裁。很多情况下，那些犯罪冲击并威吓到整个社会。（注释21：Potter Stewart,THE ROAD TO MAPP v. OHIO AND BEYOND:THE ORIGINS,DEVELOPMENT AND FUTURE OF THE EXCLUSIONARY RULE IN SEARCH-AND-SEIZURE CASES．83 Colum．L．Rev．p．1393．）根据美国前司法部长Edwin Meese所言，因为排除了有充分根据的、相关的证据，美国严厉的排除规则导致每年有15万件刑事案件包括3万暴力案件被撤销或者诉讼终止。（注释22：Karen Selick，Excluding Evidence Doesn,t Make for Better Policing，National Post（f／k／a The Financial Post）（Canada）May 15，2008 Thursday．p．23．）一些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再次走上街头，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如果不考虑警察违法行为严重还是轻微，也不考虑涉嫌犯罪的严重性或者证据的重要性，一概进行证据排除，导致警察工作效果为零。这种釜底抽薪式的做法不仅会打击警察的侦查积极性，也会严重影响侦查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这对现代警务建设而言是致命的。
众所周知，自由裁量权是警察的固有权力，而且通常是一种“应急权”。警察如同一个工匠，裁量权不可能排除，它弥散于警察所有工作之中，甚至最普通、看似最简单的任务之中。（注释23：Jerome H．Skolnick,Justice Without Trial：Law Enforcement in Democratic Society,3rd ed．1994 by Macmillan College Publishing Company Inc．p．71-72．）事实上，美国最高院并不愿意干预警察的裁量权。纵观排除规则的发展史，法院对警察滥用裁量权的行为尤其是过失行为一直犹豫不决。有时，法院会告诉警察应当做什么，有时，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会告诉不应当做什么。但是，法官们极不情愿地干预警察的“应急能力”——因为在这种情形下，紧张、不确定与快速因素卷入其中。（注释24：Graham v．Connor，490 U．S．386，396-97（1989）．）正是排除规则体系与警察自由裁量权的内在紧张关系，以遏制警察非法行为为目的的排除规则体系在美国不断收缩。
四、结论：合理地定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综上所述，以遏制警察非法行为为目的的排除规则是靠不住的。本文主张，考虑到职能分工的现实、审判权与侦查权使命的差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局限，代表司法正直性、纯洁性的法院，在现代警务的发展征途上应当扮演合宪性审查义务，而不应是具体侦查行为合法性、正当性的衡量者。因此，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以实现法院审判公正与程序公正、司法纯洁性为目的，遏制警察非法行为是其附带后果，而不应成为出发点。（注释25：事实上，很多国家的排除规则并不把遏制警察非法行为作为目的，英国的排除规则即以审判公正为出发点；德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则是以“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与“人拥有自由发展人格为目标的权利”的宪法规定为基石（樊崇义等著：《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54-256页）。）由此，将非法证据分为两类：一是故意的、恶性的非法行为所获得的言词证据，比如通过刑讯所获得的被告人口供，应当适用排除规则，不仅是为了保障宪法性权利，更因为它为程序公正所不能容忍；二是基于裁量权的滥用与越权行为所获得的证据，比如缺乏程序要件的搜查、扣押所获得的证据，交由警察内部审查与行政惩戒更为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