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美国最高院没有对侦查行为进行实证的分析与研究，而是基于宪法修正案与刑事政策创造出过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后，为了缓解犯罪浪潮对警察带来的压力，再矫枉过正地创造例外，这种大胆、浪漫却不负责的后空翻式的制度轮转，给很多州法院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有学者对此评论道，法院若想设定出必然发现例外规则的具体运作方式，应当使用外科手术刀，而不是屠夫的剁肉刀。（注释11：William M．Cohn,Inevitable Discovery:a Valuable but Easily Abused Exception to the Exclusionary Rule,75 J．Crim．L.&Criminology,1984．p．754．）但问题是，法官作为案件侦查的外行，很难掌握诊治侦查行为合法性、正当性的手术刀。事实上，所有排除规则例外中的“关键词”，比如对“独立来源”的概括、对“污点稀释”的概括、对“善意”的概括等等，最高院都表现得费力不讨好，或者挂一漏万，或者以偏概全。迫不得已，近年来最高院只能不断地调和、修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理论基础，以期与司法实践尤其是侦查实践相契合。
第二，当判断侦查行为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比较棘手时，法院往往选择悄然躲避，不愿意实质介入。
“独立来源的例外”就是典型。在莫里诉合众国（Murray v．United States）案中，最高院强调说，独立来源这一概念是在两种可以区分的意义上使用的：一是，控方同时拥有关于某个特定事实的被污染的证据和未被污染的证据，并且只提交未被污染的证据来证明该事实；二是，控方关于某个特定事实的所有证据都没有受到其不适当行为的污染[5]。共通的理念是，最初的非法行为与受到质疑的证据的获得之间没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只要控方能够证明，某种证据是独立来源获得的，没有被不适当行为或者非法行为所玷污，该证据就不需要排除，除非被告人能够证明非法行为和获取争议的证据之间存在必需的因果关系。由此，“独立来源”例外规则的实质是赋予控方的一种抗辩权，抗辩那些试图援引排除规则的被告人没有能够证明非法行为和获取争议的证据之间必需的因果关系。其间，法官把是否为“独立来源”的说服责任转嫁了被告人。这表明，法官不愿意实质地介入侦查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之判断，他宁可事先假定警方的证据没有被污染，然后让被告人去证明被污染状况，这暗示了审判权对侦查权正当性审查的一种躲避。
第三，法官在思考并适用排除规则及其例外的过程中，始终秉承审判刑事案件的实体问题为重心，并以维护司法尊严为重任，并没有视己为良好警务的忠诚卫士。“污点稀释”的例外与“为弹劾作证的被告而使用非法获得的证据”之例外，足以说明法官的上述立场。
1984年的合众国诉利昂（United States v．Leon）案中确立了“污点稀释”的例外。受非法行为污染的证据的污点相当微小，以至于接受这些证据并不会危及法院的尊严。更重要的是，污点的稀释这一概念，试图标示出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上，非法警务行为的危害结果变得如此稀薄，以至于排除规则的威慑效果已经不再能证明其成本的合理性。1971年的哈里斯诉纽约州（Harris v．New York）一案中，重申了瓦尔德诉合众国（Walder v．United States）一案中的认定，即联邦的宪法性排除规则允许为了弹劾作证的被告而使用原本不可采纳的证据，即“为弹劾作证的被告而使用非法获得的证据”之例外。其理论基础在于，排除仅仅为了弹劾作证的被告而提交的违反宪法而获得的证据几乎不能带来什么额外的威慑效果。而且，无论能够达到这一点点威慑效果有多大价值，都会被允许潜在的伪证行为大行其道而不受弹劾的异常高昂而令人难以忍受的成本所超过[5]。其间，法官秉承威慑的实用主义精神，无威慑效果无需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