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5]198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又强调指出：“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基于上述理由，建议分步骤地取消由政法委协调定案的做法。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存在某些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可测因素，因而对于涉及社会政治稳定、具有敏感性的重大案件，仍有必要由中央政法委发挥集体领导作用，组织公、检、法三机关认真研究、统一认识、慎重把关；对于其他普通刑事案件，则应该放手让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这也是落实十六大和十七大精神的明确要求)。对于普通刑事案件不再搞协调定案，看似退了一步，实则大大前进了一步。政法委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更重了—它应该站得更高，把眼界放得更宽，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如何才能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司法机关选配优秀干部、监督司法机关廉政、勤政和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之类的政治领导上。这是改善党对政法工作领导、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是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必要之举。；
【作者简介】
崔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注释】胡锦涛同志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的讲话，载新华网2007年一2月25日。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采用极端审查方式迫害老干部，使刑讯逼供达到了顶峰，并且把逼供的典型经验提炼为四句话：①办案要立足于有，着眼于是。②没有证据怎么办？从犯人嘴里掏！③棒子底下出材料，后半夜里出战果。④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这四句话，完整地表述了逼供错误路线的全部内容，并使之形成了一套公式。这一套谬论在当时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胡锦涛同志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的讲话，新华网，2007年一2月25日。
罗瑞卿同志的原话是：“现在各省的‘政法口’或政法党组，多是公安厅、局长兼任的。最好省、市‘政法口’的负责人，不是公安部门，也不是法院、检察院的负责人兼任，有专人负责。因为兼任，往往容易受自己负责的一个部门的影响，对其他部门了解就少，因此决定问题容易片面，不公正；另一方面，其他部门有意见、有问题也不便于提出和处理。”详见罗瑞卿1956年7月13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长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