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传统历法的遵守体现了对天之时间步伐的紧跟的话，那么它的改革则体现了为了进一步紧跟而对天之时间步伐的适应。在中国古代，遵守历法是上至统治者下至民间百姓都要去做的事，而历法改革则仅是统治者所为，这是由历法浓厚的王权正统性的政治象征意义所决定的。在中国古代，历法改革主要有两种动机，一是政治层面的动机，一是技术层面的动机。这两个层面的动机看似差别很大，甚至性质也似乎不同，但是在有着神灵之天信仰的中国古代，它们却是统一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古人对上天时间法则的认知和追寻。我们先看政治层面的历法改革。“改正朔，易服色”可谓是中国古代改历最常见、最直接也是最堂而皇之的政治动机。改朝换代，昭示着天命的转移和变革，新朝为了标榜天命惟新，必然要革除旧历，颁新历于天下，以获取王权正统和社会承认的象征意义。
此外，在非改朝换代时期，也即一朝存续期间，如出现灾异、祥瑞等也会引发政治层面的改历及争议。如汉昭帝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汉书·律历志第一》）张寿王在此是以“今阴阳不调”来反对《太初历》，实质意图改回旧历。张寿王所指的“今阴阳不调”是指当年春正月发生的泰山石自立、上林枯柳复生等灾异现象。（《资治通鉴》卷二十三《汉纪十五·孝昭皇帝上》载“元凤三年癸卯”事：“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树枯僵自起生；有虫食其叶成文，曰‘公孙病已立’。符节令鲁国眭弘上书，言：‘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当有匹庶为天子者。枯树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乎？汉家承尧之后，有传国之运，当求贤人禅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顺天命。’弘坐设妖言惑众伏诛。”）经过一番考核，证明张寿王的历法比《太初历》疏阔，结果治了张寿王“非汉历，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之罪。
再看技术层面的历法改革。从中国历史看，“日月交食不验”是导致历法在技术层面改革的重要动因。今天的科学已经充分掌握了日食、月食的规律并认为这只不过是日月地三者之间的一种纯自然现象而并不足为怪，然而在中国古代（甚至近代），日月之食却是一个令统治者们十分恐惧的天象。因为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日象征人间君主，（[唐]李淳风：《乙巳占》卷一《日占第四》：“夫日者，天之所布，以照察于下，而垂示法则也。日为太阳之精，积而成象人君，仰为光明外发，魄体内全，匿精扬辉，圆而常满，此人君之体也。昼夜有节，循度有常，春生夏养，秋收冬藏，此人君之政也。星月禀其光，辰宿宣其气，生灵仰其照，葵藿慕其思，此人君之德也。”）而月则往往象征人间君后，（[唐]李淳风：《乙巳占》卷二《月占第七》：“夫月者，太阴之精，积而成象，魄质含影，禀日之光，以明照夜，佐修阴道，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日月被食就意味着君主和君后受到了侵害。既然君主和君后受到了侵害，那么就要进行救护。“在这里，救日的目的在于救君，或者帮君主免脱灾难，或者助君主改过自新。这是中国古代日食救护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的主要原因。”[19]月食救护也同此。从而在中国古代演化成了一套日月交食的救护仪式。当然，在日月之食的救护上，由于君主相较君后更为重要，故特别重视日食，在救护仪式上也比月食救护来得复杂和隆重。如救月食一般由君王击鼓、君后素服修刑即可基本搞定，（参见[唐]瞿昙悉达编：《开元占经》卷十七《月占七·救月蚀二十二》。）但救日食除了击鼓、天子素服修德外，还会用牲于社、动用臣子将士换服警备等。如“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天子救日蚀，置五麾，陈五兵，五鼓；诸侯置三麾，陈三兵，三鼓；大夫击门，士击杵。”（此为[唐]瞿昙悉达编：《开元占经》卷十《日占六·救日蚀九》引《谷梁传》之言。）又如“凡救日蚀者，皆着帻以助阳；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灵台，伺日有变，便伐鼓；闻鼓音，侍臣皆赤帻带剑，则灾异消。”（此为[唐]瞿昙悉达编：《开元占经》卷十《日占六·救日蚀九》引虞贽《决疑》之言。）而到了清代，其救护仪式更为复杂和隆重。显然，这样复杂和隆重的救护仪式，倘若对日食没有事先的预报，临时是不可能组织实施的。因此，为实行有效救护，就要对日月交食进行准确的预报，而这就是历法的任务。如果历法不准，交食不验，无论提前还是滞后，都会影响救护，从而陷统治者于不利地位。所以，历史上因预报交食失误而遭受处罚的天文官大有人在，这充分表明了当权者对日食预报的重视。为避免受到惩罚，也更是为了有效救护，历代天文官们就会不遗余力地去探求日月交食的发生规律，从而使得预报越来越准确，当然伴随的是历法的推陈出新或改革。（当然，日月交食不验，除了影响救护外，还会涉及到朝会庆典与交食救护的冲突问题。如果交食不验，在交食发生之日进行了朝会庆典，那就是逆天行为，将会受到天的严厉惩罚。因为交食本来就是上天的谴告，希望人君要进行救护，而朝会庆典则是大喜之事。因此，在两者的冲突问题上，朝会庆典必须要让位于交食救护，即便不能肯定交食会必然发生，也要以救护为重。）如西汉围绕《太初历》就有关于月食预报准确与否的争论。《太初历》预报永平五年七月十六日月食，杨岑上书称“月当十五日食，官历不中”。于是又命杨岑推算七月至十一月的弦望，与官历较验。结果《太初历》全错，杨岑都对。这样就引发了对《太初历》的修改。后来又有张盛、景防、鲍业等以四分法与杨岑较验，一年多下来，张盛等的结果又比杨岑的更好。最后《四分历》取代了《太初历》。又如唐开元九年因《麟德历》预报日食接连不准，于是命僧一行作新历，因此有《大衍历》问世。可见，交食在历法改革和历法争论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交食预报的准确与否，被当作是评判一部历法优劣的重要指标。[20]
可以说，历法政治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改革，其目的即在于适时追求与上天时间法则的步调一致，以合天意和天命，而这也是历法改革最终的政治目的。基于改朝换代而制定新历法是适应天命转换之特殊法则的需要，而基于天文观测和数据精确而进行历法改革则是适应天命存续之一般法则的需要，这是由信仰神灵之天的古代语境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抛弃“语境论”而以“辉格论”的分析方式来看待传统中国的历法改革，我们就会说只有那些基于天文观测和数据精确即技术进步而进行的历法改革，才是对天体法则的追求而被纳入现代科学的范畴，而那些为适应天命转换而进行的历法改革则是纯粹政治色彩抑或是迷信的，与天体法则丝毫挨不上边，更谈不上说是对天体法则的追求。显然，这种以今天知识价值观来衡量和评价古代的“辉格论”有着极大的缺陷，因为当现代人运用科学将宇宙天体统统“去魅”而纯粹客观化、自然化也即纯粹物理化的时候，中国古人却是将宇宙天体整个地神灵化，那些所谓客观存在的自然物天体其实都是“魅力十足”的神性之物，而它们又统统归集于一个具有最高地位的“神灵之天”。而在由这个神灵之天创造和主宰的人世间，一切帝王和朝代的兴起、存续和灭亡其实都是掌控在上天手中，按照天命的法则在运行着。因此，在古人的视野中，基于技术层面的历法改革固然是对上天法则的追求，基于政治层面的历法改革同样是甚至更是对上天法则的追求。中国古代的传统历法作为一部时间法律，就是产生、发展和变革于对上天法则的追求中，每一部历法的面目其实都是对上天法则的世俗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