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帝制下的乡村自治，不是村民自治，而是乡绅自治。也就是说，虽然在古代中国乡村权力体系具有行政权与自治权的二元性特征，但这并非意味在乡村权力体系中，王朝行使行政权，农民行使自治权，权力主体分别为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不同阶级。事实上，“古代乡村权力体系的二元性只是表明，由于特殊的社会结构，行政权和自治权分别掌握在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中的不同成员手中，它们从根本上是统一的。即统一在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政治统治基础上，其直接表现则是地主士绅对乡村社会的统治”。
第四，由于实行了严格的回避制和科举制，一方面抑制了地方势力对县政的控制，另一方面又能满足地方精英参与政治的愿望。清朝实行官员原籍、寄籍500里之内（包括邻省）都得回避的规定，回避制使县政与地方势力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地方精英很难直接进入县政的主导地位，他们只有通过严格的科举制成为官员才能在他乡主政。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知县均属外派，对县情了解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这样会加深县行政工作的困难。为完成国家的任务和自己获利，知县需要依赖地方精英，否则他就休想在那样短的任期内办成什么事情。因此，在知县频繁更换时期，地方精英实际上控制了县政的具体操作权力。这些地方精英是国家和地方政治衔接的桥梁，他们通过参与科举制或协助县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参政愿望和政治需求。这样，在当时的国家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国家不需要为考虑地方精英的参政愿望而扩大国家机器，大大节约了国家的管理成本。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科举制和回避制是传统社会“县政乡治”体制这一超稳定结构形成和延续的重要原因。
但是，到19世纪后期，特别随着科举制的衰落以至在1905年被废除，乡村社会与国家联结的这一重要纽带也就失去了意义，彻底改变了地方精英成为主流社会领导者的路径及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因此，随着精英作为地方显要人物的私人作用发生了变化，县级政府以下的非正式政权也发生了变化。精英们对于一个削弱了的朝廷已经不太理睬，对自己所受的儒家教育中所包含的利他主义动机已经感到淡漠，对于自己通过高尚行为而艰苦赢得的精英地位也感到没有什么庆幸的必要。更高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用来保证精英家族的经济和政治优势，防止走下坡路。在精英自己和社会看来，他们的地位变得更加稳定了，合法性下降了，而剥削性却加重了。富有的领导人首先抛弃了公职高于其他职业的理想观念，因而当地方上的显要人物既可以不向监督他们的政府负责，又摆脱了地方社会环境对他们的束缚时，农村社会的性质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五，有许多学者认为，在20世纪初清王朝进行了一场乡村改革，曾试图将国家的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一级。事实上，清王朝这次以推行镇乡制为目标的改革，虽采取了一些旨在加强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措施，但在本质上还是对县政乡治体制的进一步确认。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凡府、厅、州、县官府所在地为城，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地，人口满5万以上者为镇，不满5万者为乡。凡城镇均设议事会及董事会，凡乡均设议事会及乡董。议员由城镇乡选民互选产生，凡具本国国籍，年满25岁，在该城镇乡连续居住3年以上，并年纳正税或地方公益捐2元以上之男子，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议员为名誉职，不支薪水，任期2年，每年改选半数。各级议事会职权为议决本城镇乡兴革事宜及自治规约、自治经费、选举争议、自治职员之惩戒与城镇乡间之诉讼、和解等事务。城镇董事会设总董一人，董事一人至三人，名誉董事四人至十二人，由议事会就本城镇选民中选举，呈请地方长官核准任用，任期均为二年。其职权为执行议事会议决之事项与地方官府委任办理的事务，并负责筹备议事会的选举及召开。乡的行政机构只有乡董一人，亦可设乡佐一名协助乡董，均由议事会就本乡选民中选举，并呈请地方长官核准任用，其任期和职权与城镇董事会相仿。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城镇董事会的各位董事由议事会在本城镇或本乡中的选民中选举产生，均须呈请地方长官核准任用，这说明国家有加强对地方自治权控制的意图，但从立制的总的精神来看，还是着眼于规范地方自治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