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聂昭伟，单位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注释】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495.
李培锋.为现代视角置入缺滞的语境.读书，2002，(1)：73.
巫宇苏.证据学.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19.
Indirect:RichardO.Lempert&Stephen A.Saltzburg,A Modern Approachto Evidence, West Publishing Co.1982，P.153.
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赵涵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25.
这一点正如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所言：“盖证据，千态万种，其价值亦各有差别，本难以法律定期选择标准”。(陈朴生.刑事证据法.台北：海天印刷有限公司，1979：574.)
该法第1条第1款规定：“在民事诉讼中，不得因为证据是传闻而予以排除。”
这些条件包括：(1)作出陈述的人已死亡或因身体、神智原因不能出庭作证;(2)陈述者在英国以外，实际上无法出庭;(3)已经采取了合理方法仍无法找到陈述者;(4)该陈述是向有权对犯罪行为进行调查或对罪犯进行扣押的人做的，并且陈述者由于恐惧无法作口头陈述的。
即使是今天，以复杂的可采性规则闻名于世的英国证据法，在十八世纪末有关证据的规则也非常简单(沈达明.英美证据法.北京：中信出版社，1996：7.)
陈朴生.刑事证据法.台北：三民书局，1979：280.
樊崇义.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188.
何家弘.新编证据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5.
1847年的英国率先规定14岁以下的实施了轻微盗窃罪的人可以不用陪审团审判。1855年的《刑事司法条例》规定轻微盗窃罪可以不用陪审团审判。1879年的《简易司法管辖权条例》把对未成年人的简易审判程序扩大到只有故意杀人罪除外的范围;对成年人的简易审判也扩大到更为严重类型的盗窃罪范围;1899年的《简易司法管辖权条例》以及1915年和1925年的《刑事司法条例》又进一步扩大了对成年人适用简易审判的案件范围。
1883年的《最高法院规则》允许法院在民事案件中自主选择陪审团审或法官审，使得陪审团审理民事案件的数量一下子就下降了大约50%。1918年的《陪审团条例》进一步规定民事案件一般都应该采用法官独审制，除非法院有特殊理由选择陪审团审。1933年的《司法行政条例》又使民事案件的陪审团审下降到12%左右。
陈朴生.刑事证据法.台北：三民书局，1979：280.
这是民国时期学者郭云观在对法定证据制度弊端所做的评价，由于排除规则同样属于规则判断，因此，相互之间具有相同的弊病。转引自《证据法学》，上海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1948年版，第180
刁荣华.比较刑事证据法各论.台北：汉林出版社，1984：163.
这一点正如李学灯先生所指出：“自18世纪以来，此类规则(指排除规则)丛生，而得失互见。就其短处而言，则对证据能力有过多的限制，有时不免矫枉过正。若干案内，如无其他可受采纳的证据，而原有可以利用的证据，又因各种法则而遭受排除，将造成无可使用证据来发现真实，因而有人将此讥笑为规则主义(或称法则主义)，而非真实主义。20世纪以来的趋势为逐渐放宽限制，而加重法官的裁量权，以使得可自由采纳原非属于容许的证据。”(李学灯.证据法比较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472—473.)
李学灯.证据法比较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8.
在美国，国会颁布的证据领域的立法，其基本趋势是扩大证据可采纳性的范围，使其不受普通法规则规定范围的限制(见何家弘，张卫平.外国证据法选译：(下卷)··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597.)
David M.Paciocco & Lee Stuesser,The Law of Evi-dence,published by Irwin law 1996,p.4.
樊崇义.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190
除此之外，在我国各地高级人民法院所拟定的证据规则中，同样呈现出重规范证据证明力规则、轻规范证据能力规则的倾向。(有关我国各地高院拟定的证据规则，可以参见金俊银.中国民事证据规范适用手册.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62—340.)
这一点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蔡墩铭指出：“虽法律对证明力之有无及其程度委由审判官自由判断，惟此非谓审判官可依其恣意而对证据予以评价，亦即其在判断时，仍须遵守论理法则与经验法则，苟有违反，仍非合法之证明力判断。”(蔡墩铭.审判心理学.台北：水牛出版社，1986：678.)
石志泉.
民事诉讼法释义.台北：三民书局，1987：244.
2002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这一条可以看作是赋予法官理性裁判的自由和独立裁判的权力，说明自由心证制度在民事诉讼中有了合法的地位。
樊崇义，锁正杰，吴宏耀，陈永生.刑事证据前沿问题研究.何家弘.证据学论坛(第一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156.
李学灯.证据法比较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464.
陈朴生.刑事证据法.台北：三民书局，1979：254.
我国律师从业人员为9.0257万人，等于平均每1.44万名中国人才有一名律师。这与美国每276人中就有一名律师的比例相差很悬殊。以上分别参见：http://www.202.205.72. 64：800/cgrs/in-dex.htm.(史蒂文·苏本、玛格瑞特·伍·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蔡彦敏、徐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30.)
以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为例，由于我国证人亲自出庭作证的比例很低，多数证人只出具一份书面证言，因此，如果一律排除，那么证人证言这类证据可能就会因此而变得名存实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