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的颁布实施，揭开了中国宪法史新的一页，成为建国初期全国人民共同遵循的大宪章。以此为开端，中国宪法在曲折发展中不断完善。回顾中国宪法六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确立并贯彻宪法的正当性要求对于中国宪法的发展和完善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一）中国宪法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以宪法的正当性维度为视角的检视
1949年颁布实施的《共同纲领》，无论是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还是内容安排上，都较好地体现了宪法的正当性的要求。首先，《共同纲领》在制定程序上体现了人民主权的要求，贯彻了民主协商的原则，为它的价值合理性与现实有效性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保证。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组成单位有45个，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人士75人，共662人，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43]《共同纲领》从初稿到最后的定稿阶段都广泛地吸取各方面意见，制定过程体现了充分的民主性，使其价值选择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获得充分的程序保证。其次，《共同纲领》在内容安排上，体现了社会共同体的终极人文关怀和对普适性政治价值、原则的遵循，这主要表现在《共同纲领》对人民主权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的确立；还体现了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这主要表现在《共同纲领》对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政策的安排。同时，《共同纲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性质的规定、关于根本政治制度的规定、关于经济政策等各项根本政策的规定体现了宪法价值追求和制度安排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实现了理想社会目标的追求与现实国情的把握的统一。因此，在新中国宪法的整全体系中，《共同纲领》无疑具有基石和范本的意义。就像对法国“合宪性规范整体（或体系）”[44]的理解不能离开1789年《人权宣言》，对美国宪法的理解不能离开1776年《独立宣言》一样，对中国宪法精神实质的理解也不能脱离《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作为一个宪法性文件，它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体现在它作为临时宪法在建国初期所发挥的政权组织作用，也体现在它作为新中国宪法整全体系的基础在中国宪法发展历程中的精神、价值指引作用和正当性奠基意义。正如刘少奇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所指出的，“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45]。而这个“极端重要”就主要表现在，它深刻地揭示和奠定了中国宪法的正当性根基，为中国宪法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
1954年宪法较好地坚持了《共同纲领》所奠定的宪法的正当性要求。首先，1954年宪法继承了《共同纲领》所开创的民主立宪传统，贯彻了民主协商原则。例如，宪法草案的起草过程中广泛地征求了民众的意见。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宪法草案的决议，要求广泛开展讨论，发动人民群众提出修改意见。两天后，《人民日报》刊登了宪法草案全文并发表了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地展开讨论宪法草案的社论。一场全民大讨论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大规模宣传的基础上，讨论持续了两个多月，参加讨论的人数达1.5亿人之多，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同时提出了很多修改和补充意见。据统计，前前后后收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共有118万多条。根据全国人民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对草案又作了修改。[46]其次，从内容安排上看，1954年宪法是对《共同纲领》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和设计的基本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从基本原则和内容上看，1954年宪法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的，主要表现在：由于《共同纲领》规定的关于我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一些根本原则以及国家各项基本政策的规定符合我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有关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民族平等、和平的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基本原则为1954年宪法所肯定，成为1954年宪法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1954年宪法根据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对《共同纲领》的内容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修正。比如，1954年宪法以社会生活变化为基础，取消了《共同纲领》中一些过时的或者可以省略的规定（如土改政策和军事制度等），使宪法规范的内容更加充实和完善，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步骤。同时，在社会制度、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等方面规定了崭新的内容。[47]这些都深刻地体现了宪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价值合理性与现实有效性的统一。所以说，1954年宪法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内容上，都较好地体现了对《共同纲领》的继承和发展，是一部体现了正当性要求的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