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由贸易可以帮助我们尽快走出危机[3]，但是金融危机却必然也已经导致了对自由贸易的扭曲。在竞技体育运动中，危机和压力扭曲了选手的技术动作却增加了比赛的激烈程度和可看性，有人最终会赢得胜利，观众会受益，而挑战自我极限的选手也会赢得尊严和尊重。但是在金融危机之下，国际贸易扭曲这个版本的故事结局却不是皆大欢喜。除了依附于贸易保护而生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外，几乎没有人可以从贸易扭曲中获益。相反，贸易扭曲只会使经济复苏变得更加艰难。
想要避免各国政府和经济主体能量无谓的消耗，使得贸易管理行为更加合理，使得自由贸易能够顺利实现，就必须规范危机之下的贸易管理行为。也就是说应对金融危机之下贸易扭曲就集中到了一个问题上：如何规范政府的贸易管理行为？
二、规范政府贸易管理的几种国内路径
规范政府的贸易管理行为，依靠政治领袖或执政党的正确决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但是，首先，政治精英或者执政党的一己之念难免会有所偏差，或者被某些特定的利益主体所影响。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民主所倡导的群策群力的理念。其次，这种决策的生命力往往与政治精英或者执政党的政治前途绑定在一起，政策的延续性也存在问题。第三，这种政治精英的思路和决策主要是靠领袖的个人号召力或者执政党所掌握的资源来保障实施，很难保证政策的执行情况。从金融危机尚未远去的今日之现实进行观察，无论是首位非白人总统奥巴马和他身后的美国民主党还是身为贵族后裔的首相卡梅伦和他身后的英国保守党，都没能在其贸易行政管理中摆脱贸易保护主义的窠臼。
规范政府的贸易管理行为，还可以依靠国内的民主力量。这不仅仅是对一个国家主权的尊重，也是各国针对自身情况因地制宜地发挥作用的必然要求。然而，缺乏代言人的普通民众在代议制民主之中是软弱无力的，反而是惧怕外国竞争者和缺乏公平竞争条件下生存能力的企业和特殊利益集团更容易从代议制民主中获利。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应美国钢铁工人协会要求对与其不太相干的中国轮胎征收反倾销税的怪事，就源于此。因为特殊利益集团有具体的经济利益，所以会花时间和金钱去寻找、选择和培养他们的政治代言人，而分散的公众却无法在代议制民主当中表达声音。另一方面，政府的宣传攻势是强大的，他们可以屏蔽一些他们不想让公众获悉的信息，或者是利用传媒把公众的注意力牢牢吸引在因金融危机而导致的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计其数的破产家庭的悲剧故事上。通过这样的手段，政府为自己的贸易保护政策赢得了同情和支持，而投票同意进行贸易保护的公众往往不知道自己就是为政府贸易保护政策买单的人。他们需要买单的，不仅仅是国内财政收入和养老保险金、失业救济金的偏向性的支出，还有实施贸易保护以后，外国实施报复所带来的损失。这种损失可能是全球市场的萎缩和更为广泛的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