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盟坚持竞争政策优先的做法不同，在此次金融危机应对中，我国产业政策大幅扩张，竞争政策却受到了忽略。这种政策选择和我国转型期的制度背景是分不开的。与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而来有着悠久的自由竞争传统的欧洲不同，我国仍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市场经济的理念还不够深入人心，社会对政府的依赖心理还很强，国家全能主义和政府父爱的观念始终存在。面对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出口锐减、失业率上升等问题，人们在混乱中习惯性地求助于政府，寄希望于政府的强大力量。而政府在这种形势下也同样有强烈的加强管制的欲望，试图更直接地以自身的权力运用“有形之手”进行资源配置，修复出现问题的经济链条。[30]在这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政府有着天然的优势，在危机应对中迅速而果断地采取各种产业政策措施，几乎没有遇到阻力，这种强大的行动力甚至为西方国家所艳羡和称赞，使所谓的“中国模式”成为西方国家讨论的热门话题。相比之下，维护竞争机制的竞争政策却被抛之脑后，因为人们认为危机时期严厉的竞争政策执法会扼杀原本就不够充分的经济活力，加重企业的负担，不仅对推动经济复苏没有帮助，还会造成阻碍。然而实际上，市场的竞争性是经济发展的基石，竞争性市场从来都没有替代品。市场竞争性的减弱不仅在短期内会导致物价攀升、产量减少，而且还会阻碍创新，进而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31]而政府毕竟不是万能的，“只要一个国家的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就有可能存在政府失灵。”[32]在运用政府力量干预经济，实施产业政策时必须保持谨慎，在关注产业政策的短期作用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它对整个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才能真正实现应对危机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而我国到目前为止牺牲竞争政策的做法，不仅削弱了竞争法的权威，不当地扭曲了市场竞争秩序，还对原本就脆弱的自由公平竞争理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此次金融危机应对中欧盟的实践告诉我们，即使在危机时期，竞争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也是政府的直接干预所不能替代的，以维护竞争机制为己任的竞争政策是政府应对危机的重要一环。竞争政策是约束产业政策的有效制衡机制，对避免产业政策破坏市场经济的根基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经济危机时期，坚持竞争政策优先并不是经济复苏的绊脚石，相反，缺乏竞争政策约束而又扭曲竞争的短视的产业政策才是延长危机、造成复苏迟缓的重要原因。当然，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时间上的紧迫性导致有着复杂程序的追求公平的竞争政策执法与强调效率的产业政策的实施存在一定的冲突，这使得在金融危机时期难以实现和经济繁荣时期相同的竞争执法尺寸和力度，这一点在反垄断法领域尤为突出。正如有学者指出：“经济危机时期，在着眼于短期内摆脱困境的产业政策与着眼于长期目标的竞争政策之间冲突愈加激烈的情形下，当产业政策所维护的利益比反垄断法所维护的竞争秩序更重要或更急迫，而执行政策又不至于彻底破坏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时，出于整体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反垄断法确实需要做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这就要求反垄断法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宽松性。”[33]当然，这种让步和妥协应该是在反垄断法自身提供的制度机制内通过经济形势的综合考量而进行，而不能完全依靠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更不是整部法律实施的全面停滞。这种灵活性的制度机制主要有以下两类：一种是不景气卡特尔豁免，如在1999年以前的日本《禁止垄断法》和2005年第7次修订前的德国《反限制竞争法》中，都明确规定了不景气卡特尔可以豁免，并同时规定了豁免的条件、程序、方式和监督机制。另一种是经营者集中控制豁免。我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审查经营者集中的考虑因素中包括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经营者集中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二十八条中规定，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作出对经营者集中不予禁止的决定。这两种制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冲突。
然而，在逐步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后危机时代，这种冲突虽然在一些领域仍然存在，两者之间的可协调性却已大大增强。同时，面对金融危机应对中放松竞争政策所造成的竞争秩序的扭曲问题，对后危机时代的我国而言，放松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干预，重拾竞争政策执法，矫正被扭曲的市场竞争秩序，恢复竞争法的权威成为使经济真正走上复苏之路和维护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必要举措。此外，也有学者指出，在此次金融危机应对中，我国竞争政策并未发挥其应有功能的原因是，“尽管在法律层面，我国已经拥有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但我国实际上尚未形成完整的或有体系的竞争政策。”[34]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竞争法律制度，建立合理的竞争执法体系也是充分发挥竞争政策的市场秩序保障作用，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关系的重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