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这些侦查认识活动的目的不是求“新知”，而是为了用确切的理由来支持或反驳结论。有些侦查认识活动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对案情新的了解，也不在于获得新的证据，而在于要对已有的判断或者命题寻找支持或者反驳的理由，从而正式放弃或者接受这些判断或者命题。比如，证人甲说他在某夜听见有人敲隔壁房间的门，第二天隔壁有人死了，侦查人员为了弄明白证人甲是否真的能够听见隔壁敲门的声音，于是就去敲隔壁的门，以确定在证人甲的房间里是否能够听见声音。这个过程，根本就不会产生关于这个证言的“新知”，而只会给侦查人员提供一个相信证言的理由，实际上，侦查人员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获得关于这个证言的新知，而只是为了获得相信这个证言的理由。当然，有些侦查认识活在获得确切的理由来支持或者反驳某些结论时，也获得了“新知”，比如，这一例子中，侦查人员在敲门时，发现门上面覆盖着一层松软的材料，敲门时根本不会使门发出响声，这就获得了“新知”，尽管如此，侦查人员的目的却不在于获得“新知”。
最后，这些侦查认识活动只能针对命题来进行。这些侦查认识活动中，会进行大量判断和假设，会收集到大量陈述和供述。这些判断、假设、陈述、供述都是以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这些判断、假设、陈述、供述必须要提供一些让人相信的理由，而这些理由也是命题。因此，在这些过程中，贯穿活动始终的都是命题，舍此便无所作为。实际上，在相当一部分犯罪案件的侦查中，勘验犯罪现场的意义并不重大，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物证，唯一依靠的只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害人、证人的陈述；侦查人员所要做的工作无非就是两方面：一是尽可能全面地收集这些言词证据，二是尽可能准确地核实这些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尽管全面收集言辞证据的活动必须要针对人、事来进行，而核实这些言辞证据就纯粹是针对命题进行的。
以上说明了侦查认识活动是由发现活动和证明活动组成的，在侦查实践中，有些时候，发现活动和证明活动是明显分开的，但有时二者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发现中有证明，证明中有发现；而且，二者经常是互为条件的：无证明不能发现，无发现不能证明。
（三）侦查认识活动实际上是规范活动
规范活动这一概念最重要的前提在于，活动主体的行为“不是孤立的行为者的行为……而是社会群体的成员，他们的行为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26]。通过明示或者默认的方式，这些共同的价值取向会形成共同的行为规范。而规范活动就是实现社会群体共同价值取向的活动。
我们一般认为认识活动就只有认知意义，不具有规范意义，多数认识论家研究的是认识活动如何才能求真的问题，而“求真”活动的社会合理性问题则是他们较少关注的问题；其实，这是对认识活动的片面理解，因为，实际上，有些认识活动是既具有认知意义，又具有规范意义。侦查认识活动就是这样一种既有认知意义又有规范意义的活动。
1.侦查认识活动必须要服从社会规范
侦查认识活动并不是侦查认识主体孤立的活动，而是社会活动，是对社会群体成员发生意义的活动，是必须要体现社会成员的价值期待的活动。侦查认识活动所体现的那些价值期待，一方面是侦查认识主体自己的，而另一方面是社会群体的，而且主要是社会群体的价值期待。侦查认识活动必须要获得社会群体的普遍承认，它才具有有效性和正当性。而社会群体之所以普遍承认一个侦查认识活动，那是因为这个侦查认识活动符合社会群体对侦查认识活动的价值期待。
社会成员对侦查认识活动的价值期待，集中体现在刑事程序法律规范和相关的伦理规范中。侦查认识活动实现了认知目的之后，并不必然会被社会群体所接受，而是要同时符合刑事法律规范和伦理规范的要求，方能被社会群体所接受。比如，在侦查讯问中，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这当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范要求，尽管所得的口供是真实的，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尽管认识主体通过刑讯逼供实现了认知目的，却因为没有实现刑事法律体现出来的价值期待，所以不具有社会合理性，从而不被社会群体所接受。又如，侦查人员为了获得证言，粗暴对待证人或者和证人发生性关系。尽管侦查人员可能既达到了认知目的，又没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这一行为并没完全实现社会对侦查认识活动的价值期待——警务活动必须要遵守“尊重个人自治”的伦理原则，即“尊重公民的权益，维护公民和同事的尊严，不把公民和同事当作实现目的之手段”[27]——因此，也不具有社会合理性，从而也不会被社会群体所接受。顺便说一下，人们一般都以为，法律规范体现出来的价值期待更为重要，而伦理规范体现出来的价值期待则不太重要。这实际上是偏颇的看法，在侦查认识活动中伦理规范同样重要。欧洲议会在2001年9月发布了《欧洲警察伦理规范》(European Code of Police Ethics)。欧洲议会作为一个国际组织，专门发布了一个关于警察的伦理规范，这表明伦理在警务活动（包括侦查认识活动）中的意义也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