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法学院的学生认为调解是民间性的，法官不应当主持调解，法官则不以为然；大多数法官认为，调解可以在判决前任何阶段进行，法学院学生有25%多一点认同；对于法院调解是否会削弱司法权威，学生和法官大多数认为不会；对于法院调解的强制性看法，法学院近一半学生认为与自愿原则并不矛盾，有一半多法官认为法院调解与民间调解一样不具有强制性。

　　上面的调查虽不具有普遍性，但至少反映了问题的一个侧面。从理论上讲，我倾向于调解的民间性。我认为法院调解，会一定程度上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和司法的权威性；而且让法院法官承担巨大的社会矛盾和压力，并不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我们的研究生去法院实习，他们告诉我们，法官工作繁重日夜办案，调解的任务重、压力大；法官常常是白天开庭、调解，晚上写判决书、调解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法官几乎没有时间看书和研究，其压力可想而知。如何改变法院调解的现状呢？其实，我们可以尝试以下做法：即扩大民间调解的范围，提高民间调解的效力，使调解更加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且能更有效地解决纠纷。具体而言：

　　第一，建立退休法官调解制度。我认为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如美国法院的一些做法，聘请退休法官做法庭的调解员。我国法官退休年龄与公务员相同，大多数法官退休时还“身强力壮”，最主要是他们有丰富的纠纷解决经验，由他们做调解员有非常大的可行性。这样既可以保证在职法官专心致志地从事审判工作，并有时间研究审判规律，不断提高审判水平和办案质量，也可以充分发挥退休法官的作用。

　　第二，发展民间调解，建立私人调解制度。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的观点，我们应当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我们可以借鉴JAMS的做法，成立私人调解机构，集中社会优势力量开展调解。具体可以组织律师、法学教授、法学院学生、开展调解和调解员培训，让更多的人参与调解。经过培训的调解员可以从事调解工作，这样还可以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其可行性也是存在的。

　　第三，赋予民间调解协议效力，保障调解协议的实施。民间调解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调解方式的研究上，还应当研究如何保障调解的效力。因为效力问题不解决，再多的调解都是在做“无用功”。对于民间调解协议的效力，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也就是没有效力。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调解的作用，建议我国法律对调解协议的效力直接规定，规定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提出这样的建议也是有可行性的。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既然选择了调解，就应当对达成的调解协议严格遵守。以国家的强制力保障调解协议的实施，既可以唤起当事人的责任意识，也可以促进当事人之间相互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