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北安普敦的法庭进行访问交流时，社区调解员苏珊（Susan）回答了我们关于美国调解的有关问题。她说：“很多人不知道美国有调解，其实，美国有社区调解，也有律师调解；我为社区的服务中心做调解，很多是关于家庭的调解，也做商务和劳动争议的调解，也有房主和房客的调解，在学校也有调解。还有一种是与法庭有关的调解。调解有两种方式：一是法官推荐当事人进行调解，另一种是调解员主动调解，比如到工地去调解。在美国调解机构的人都是懂得服务的人。”
苏珊将调解概括为：第一，调解是自愿的(Voluntary process)。在美国法官不能主持调解。一般情况下，法官可以建议当事人调解但不能命令当事人调解。不过美国各州法律规定不一，在加州离婚案件中有孩子的，法律规定调解是强制性的。第二，调解是保密的(Confidential process)。调解员对当事人进行调解不会告诉法官当事人说了什么，只是将调解的协议告诉法官，保密是调解员的义务。第三，调解员是中立的(Neutral mediator)。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应保持中立的态度，不能给任何一方当事人忠告或建议，即使不能达成调解协议，也不能忠告。第四，告知同意书(Informed consent)。在美国，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要签署同意书。调解员要让双方了解调解和调解的作用，还要告知当事人有哪些权利。第五，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调解员虽然参与调解的过程，但对最后的结果不能发表意见，必须由当事人自行决定。
可以看得出，在美国调解中始终贯彻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这是私权自治和自我处分的结果，符合当事人的自身利益和社会价值。
美国调解的社会化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调解在美国的社区、学校、医院广泛开展，而且有培训机构进行调解员培训。“冲突解决在各类院校都有讲授，有关纠纷解决的课程在法学院成为必修课的一部分。” [6]甚至在小学的课堂上也开设了有关调解的课程。通过多种方式传授调解的方法，训练人们解决自身问题和他人问题的能力。罕布什尔遗嘱检验法庭（Hampshire Probate Court）的伯曼（Perlman）法官说：“我非常鼓励人们去做调解的训练，学习怎样决策和帮助别人决策”。她举例说，她上小学的孙女在学校上了调解课，现在都开始做父母的调解工作了。她说，有一次她的孙女放学回家，听到父母激烈的争吵，于是就对她的爸爸说：“你不要说，听妈妈怎么说，你只要听着听着就知道她在说什么了。”同样她对妈妈讲：“你不要说，听爸爸怎么说，你只要听着听着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她的爸爸妈妈听到女儿讲的话有道理，都不好意思再争吵了。等到第二天女儿放学回家，看到父母非常融洽地谈话，就说：“我真为你们感到骄傲！”伯曼法官讲完这件事，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和谐的画面，人类的感情是想通的。伯曼法官带我们参观了她所在的法庭，这个法庭也让我们也为之感叹。该法庭主要处理家庭纠纷，从外表看法庭简朴无华（系车库改造而成），但法庭内却像温馨的家，墙面上挂着多幅照片和油画，有孩子的笑脸、有家人的团聚，有绚丽的色彩、有斑斓的世界……它们阐释和传递的是幸福快乐和谐美满的家庭理念！在这样温暖的环境里，纠纷当事人会好好反省的。
在现代社会中，进步和发展也伴随着利益的冲突和矛盾的增多加大，调解对于解决各类纠纷的意义和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下面的案例可以用来诠释调解的意义和价值：
纽约（美联社）－美国地区法院联邦法官周三批准了一份四千万美元的调解，当事人是约一千名纳粹屠杀的受害者或他们的继承人与两家被指控没收他们财产的奥地利银行。法官认为调解是公平和充足的，如果换成漫长无期的诉讼，很多受害人可能还没得到任何补偿就去世了。
“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奥地利银行主席说。他说这标志着“与大屠杀有关的索赔案中第一次取得了最终的调解。”他补充说：“我们真的希望从这次调解中获益的纳粹时代的受害人们能从这些赔偿中得到安慰，这是对他们半个世纪前所遭受的苦难所负的精神责任的一种承认。”支付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双方得看法官的批准是否会被上诉，而且还要对每位受害人所得数额进行评估。具体数额得根据他们的损失和对案件的证明程度来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