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最早将宪法适用于普通诉讼中去的是联邦劳动法院。从1954年起，德国联邦劳动法院在一连串的劳动关系纠纷案件中直接适用了宪法。德国联邦劳动法院认为，宪法上那些重要的基本权利规定不仅可以对抗国家，而且是社会生活的秩序原则，对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直接的意义。因此，所有私法的协议和法律行为，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都要受到宪法所宣示的价值的拘束。其中，最为着名的是“单身条款案”。1957年5月10日，德国联邦劳工法院在该案的判决中认为，雇主以契约规定雇员维持单身的条款，违反了德国基本法关于婚姻权（第六条第一项）、人性尊严（第一条第一项）以及人格发展权（第二条）的规定，不适当地限制并侵犯了雇员基于宪法的基本权利，这些合同限权条款是无效的，故判决以雇员结婚为雇用合同终止条件的雇用合同无效。在该案中，德国联邦劳动法院还明确强调：并不承认民事法的独立性能够脱离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而存在，因为民事法是受到宪法所预期的基本价值体系所拘束，故民事法不能被视为宪法外之物。[13]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则从1958年起在一些案件的判决中主张，民事诉讼应当通过依照宪法的精神解释民事法律的方式来“间接适用”宪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58年的“吕特案”。

　　1950年9月20日，在汉堡举行的“德国电影周”的开幕式上，当时的汉堡市新闻处长吕特（Erich Lüth）以汉堡新闻协会会长的身份致词时，呼吁电影制片人、发行商和影剧院老板抵制在纳粹期间因编写并导演臭名昭着的反犹太影片《犹太人，吉斯》而出名的哈郎（Veit Harlan）所导演的影片《不朽的爱人》。《不朽的爱人》的制片商Domnick制片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吕特作出解释，吕特在1950年10月27日在报纸上发表一封公开信，指出哈郎是纳粹电影的第一号导演，是纳粹煽动屠杀犹太人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复出必定会撕开那些尚未愈合的伤口，并重新引起已逐渐消退的那些有害于德国重建的不信任，因此抵制这位有失体面的导演的影片不仅是所有正直德国人的权利，甚至也是他们的义务。由此，《不朽的爱人》的制片商和发行商公爵影业股份有限公司诉至汉堡地方法院，要求法院禁止被告吕特呼吁德国影剧院老板和影片出租者不得接受《不朽的爱人》以及德国观众不要前去观赏《不朽的爱人》。汉堡地方法院认为被告的言论违反了民法有关善良风俗的规定，于1951年11月22日判决原告胜诉。被告吕特不服，认为法院的判决侵害了其受到基本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了宪法诉愿。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毫无疑问的，各项基本权利最重要的是要保障个人的自由领域免于公权力的侵害，它们是民众对抗国家的防御权。”“但是，同样正确的是，基本法并无意成为价值中立的体系（秩序），也已在它的基本权利章中建立起一套客观的价值秩序，且对基本权利的效力做了原则性的强化。这种以人格及人性尊严能在社会共同体中自由发展作中心点的价值体系必须视为宪法上的基本决定，有效适用各法律领域，立法、行政、司法均由此获得了方针与动力。自然地，它也会影响民事法律，没有任何的民事法规可以抵触它，每一规定均须依照它的精神来解释。直接透过私法领域内各项规定的媒介，基本权利的法内涵成了客观规范，在私法中伸展开来。正如同新法须与基本权利的价值体系协调一致，既有的旧法在内涵上也须配合这个价值体系一般。像这种私人间根据受基本权利影响的民事法律行为规范的权利义务争议，在实体上及诉讼程序上，仍然维持其为民事法上的法律争讼。尽管民法的解释须依循公法——宪法——，所做的解释及适用则仍是民事法。”如果法官在审判具体案件时没有依照宪法基本权利的精神来审查、解释和适用各项实体民法规定，“遗漏这些标准或判决未注意这些宪法对民事法规范的影响，所违背的不只客观的宪法，从而误认基本权利规范的内涵（客观的规范），更以公权力主体透过其判决侵犯了这项基本权利，这时民众有宪法上的请求权要求司法权尊重这项基本权利”，可以通过宪法诉愿的途径向联邦宪法法院诉请救济。而且，在基本权利与他人的私人利益相冲突时，“利益的权衡”是必要的，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人权之一，在自由民主国家里具有确立价值的根本意义，“如果是为了公共福祉的重大问题已形成了一项舆论，这时私人利益，特别是个人的经济利益便须退居其后。”汉堡地方法院在解释和适用民法关于善良风俗的条款时没有正确认识到言论自由这项基本权利的意义和影响，误解了言论自由这项基本权利与他人的私人利益冲突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其判决偏离了基本权利的各项标准，且侵害了宪法诉愿人源自基本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一句的基本权利，所以该项判决应予废弃。据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1958年1月15日作出判决：撤销汉堡地方法院1951年11月22日判决，案件发回汉堡地方法院。[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