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由法院强制执行的私人行为。例如，在1948年Shelley v. Kraemer案件中，在一地区内居住的一些白人为了阻止黑人迁移到本地区，白人之间签订了契约，规定不得把土地出卖给白人外的人（包括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但后来其中一名签约者把土地出卖给黑人Shelley。于是，其他签约者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收回其土地所有权。第一审法院驳回了请求，但州最高法院改判原告胜诉。为此，Shelley以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法律的平等保护”为依据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该案中白人之间签订的私人契约是以合意为基础签订的，并不侵犯宪法第14条修正案保障的平等权利，不存在违宪问题，但由州法院强制执行该私人契约的“司法的执行”（Judical enforcement）却属于国家行为（State action），受宪法调整，其行为侵害了宪法修正案第14条规定的权利，因而撤销了原判。[9]
（二）私人承担公共职能的行为
私人承担公共职能的“国家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政党的预选行为。除前面所介绍的1944年史密斯诉奥莱特案之外，又如，在1947年Rice v. Elmore一案中，美国联邦第四上诉法院判决认为，南卡罗林那州民主党的预选行为存在“国家行为”，因为政党所承担的功能极为重要并且特殊，故不应将其视同私人的俱乐部，它实系国家组织的一部分，理应受宪法规范的约束。再如，在1953年Terry v. Adams一案中，德州民主党组成私人团体Jaybird Democratic Association进行党内预选前的“初选”，虽然黑人可在党内预选和正式普选时投票，并可竞选，但在“初选”阶段受限。然而，在实际上，在“初选”阶段获胜者，通常即为党内预选及全州普选的成功者。联邦最高法院以八比一的悬殊票数认定“初选”阶段的歧视行为已非纯属私人行为的范畴，应一同适用宪法的规范。[10]
2.私有公共场所的管理行为。例如，在1946年Marsh v. Alabama一案中，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属于一个私人造船公司所有，除了属于私人所有外，它具备一个美国其他小镇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住宅区、商业区等都很完备，并且还雇用了一个警察。Marsh在该小镇里散发有关宗教的传单，遭到警察的警告和制止。Marsh予以反抗，于是她被逮捕，并以擅自闯入他人领地为由被判有罪。Marsh以该小镇的行为侵犯其宪法所保障的表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为由，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要求撤销州法院的判决。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私营小镇的所有权并不是绝对的，当它承担了一定的公共职能后，就应当受到宪法的适当限制，因此支持了Marsh的诉求。[11]
3.职业团体的组织行为。例如，美国联邦第四上诉法院在1966年Hawkins v. North Carolina Dental Society一案，判决北卡罗林那州全由白人牙医组成的“牙医学会”所作的拒绝黑人牙医入会的行为，违反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规定。因为该州法律规定，主管牙医事务的委员会的全体六名委员均须由该学会选任，其他卫生主管机关亦须由该学会选任代表参与各类医药行政，该学会享有此种几乎是独一无二选任“公务员”的特权，这使其具有“公共功能”，故应适用“国家行为”原则。又如，Adams v. Miami Police Benevolent Association, Inc.一案，“迈阿密警察仁爱协会”由该市白人警察组成，拒绝黑人同事入会，但其对外均只以“警察”称之，它可参与有关警察政策的拟定，它又是争取警察权益时的代表，警察局亦对其提供若干设施的便利，而且这些都得到了市警察局的同意和支持。基于上述事实，美国联邦第五上诉法院认定该协会的行为构成“国家行为”，应适用宪法的规定。[12]
二、德国宪法在民事纠纷中的司法适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