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本案而言，丁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有没有承担刑事责任能力，即是否具备主体一般条件，与丁的行为性质是盗窃还是侵占无关，不是争论的焦点，无须争论。丁是否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不是争论的焦点，因为无论是盗窃还是侵占，都侵犯所有权、都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不是二罪的区别点。丁是否采取秘密（窃取）方式，也与盗窃与侵占之争无关，因为秘密取得并非盗窃的本质特征，也非盗窃与侵占区别点。如果涉及盗窃与抢夺之争，强调秘密取得以示与抢夺的公然性相区别，还算是说在点子上。可本案是盗窃与侵占之争，与公然还是秘密获取无关。控方说了许多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的话题，以至于辩方无从反驳，丁是否达到责任年龄、是否侵犯所有权、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否使用秘密取得方式，均不能确认是盗窃不是侵占，因为这些是盗窃与侵占共有的特征。这样不针对焦点问题的争论，基本上是各说各的，难以形成控辩双方的“针锋相对”。
上述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也不是个别现象。在刑事法庭上，常常能听到有的公诉人从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四方面指控被告人构成了犯罪。需要说的、不需要说的，全都说上，令人感到指控不那么紧凑。那么，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呢？这还需要从犯罪构成论体系说起。
一、（特殊）构成要件与（一般）构成要件简评
在我国，一向流行犯罪构成四要件论，即认定行为构成犯罪，一般需具备犯罪客体、客观要件、主观要件、主体要件四个犯罪构成要件。近几年来，也有学者力推犯罪构成三要件论，即认定行为构成犯罪一般需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三要件。
三要件论与四要件论相比，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就是突出分则各正条之特殊构成要件的理解与适用。三要件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之构成要件，特指刑法分则各条确立之具体犯罪之特有构成要件，如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盗窃罪）构成要件，第二百七十条之（侵占罪）构成要件……，我国刑法分则（加上刑法修正案）确立有400多个罪名，其中每一种犯罪之特有构成要件就是三要件论所称之构成要件，是特殊的构成要件。犯罪的一般要件如社会危害性（法益侵害性）、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违法性意识、期待可能性等，分别放入违法性和有责性要件中。（刑法第××条之罪的）特殊构成要件与犯罪的一般性（普遍性）要件是分开的。四要件论之“犯罪构成”（客体—主体—客观—主观），似乎既包含特殊要件也包含一般要件，至少是没有把（刑法第××条之罪的）特殊构成要件与一般构成要件分开来。也有学者就干脆认为：四要件论之犯罪构成是“没有（特殊）构成要件的犯罪构成。”[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