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三个重大错案的侦查或审判活动来看，笔者认为，侦查、审判人员恰恰是为了得到能够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法定事实，他们才无所不用其极的——指供、诱供[17]、刑讯逼供。也就是说，这些办案人员以违法的手段去追求法律上所要求确认的“真”，但事与愿违，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的。这三个错案与其说是司法人员追求“客观真实”的结果，不如说是追求“法律真实”的结果。
笔者认为，如果没有对生命价值(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对每个人而言都是至高无上)的关爱，如果司法人员不彻底摈弃“有罪推定”的陈旧观念，不坚决贯彻执行“疑罪从无”的法制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用法律对其行为进行有效约束，那么，不论追求的是什么程度的真实，都必将导致刑讯逼供，都无法从根本上避免错判、错杀的现象发生。“凡是刑讯逼供都导致了错案”的断言是错误的，但目前媒体所披露的所有错案中，侦讯人员却无一不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刑讯逼供。古今中外的无数实例证明：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都是由严刑拷打造成的，刑讯逼供和指供、诱供是导致冤假错案的总祸根。
【作者简介】
张继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注释】该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108-118页
虽然发现事实总同时发现了命题，命题的发现使事实得以确认，但由于主体不同、主体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结构不同、主体感知的角度和目的不同，最终对其感觉图像的加工处理也就不同，做出的判断也就不同，从而发现和确认的事实也就不同。这里，希望不要产生这样一种误解，即认为既然凡事实都是特殊的，所以，一个事实只能为一个特定的人认识到，别人不可能也会认识到。笔者的观点是，虽然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具有惟一性，但是，事实也具有公共性，在事实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只要大家的知识结构相同或相近，截取事实的角度、长度、目的等标准是相同的，那么，事实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事实不会也不可能因人而异。
张志铭：《证成法律真实标准》，载于《法理思考的印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页。另外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同书中的《解读“以事实为根据”》、《何为法律真实》两文。笔者认为，张志铭老师似乎是法律真实论者，但他从来没有将法律规范当做判定一事实命题真或假的标准，他只是将法律规范看做评价证据是否具有正当性——有用和能用(合法)——的标准，主要是为了解决证明标准的可操作性，因此，张志铭老师的法律真实标准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真”的有效性标准。因为他认为“法律真实”标准“也不能剪断连接‘客观真实’标准的‘脐带’”，说明他的评价标准是以核证标准为前提的，笔者的观点与张志铭老师的观点是一致的。
苏珊·哈克：《逻辑哲学》，罗毅译，张家龙校，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0页；弓肇祥：《真理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论、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5页。
同，第120-121页。
同，第155、104、139页。
转引自康·梅里维尔：《美国的实用主义》，郭力军译，上海人
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9页。
同，第49页。
弓肇祥：《真理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湖北佘祥林“杀妻”案：一起冤案三点反思》，2005年4月1日，在沙洋监狱管理总局医院，佘祥林对记者说的话。见新华
http://news.163.com2005-04-08>。云南王树红案中，侦讯人员将刑
讯逼供当成了取得证据的惟一手段，反映了我国这些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极为低下，法制观念极为淡漠。
《中国青年报》2001年9月13日，转自网易网。
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对法律真实观的系统“批判”，见拙作《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质疑》，《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这里不再赘述。
“事实上，任一经验发现物，当且仅当它构成某假说的有利或不利证据时，它才与该假说相关；换句话说，只是当它或是确认或是否认该假说时，它才与该假说相关”。参见卡尔·亨普尔：《对确认的逻辑之研究》，载于江天骥主编：《科学哲学名著选读》，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页。
这几个错案的教训是惨重的，我们应当对我们的公、检、法司法人员的选拔制度、任用制度、教育制度、公检法之间的关系，司法理念与司法技术的协调等重大问题进行必要的反思。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6页。季卫东认为：“通过排除各种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的重荷，来营造一个平等对话、自主判断的场所。这就是现代程序的理想世界。……可以说，程序是一种角色分派的体系。程序参加者在角色就位之后，各司其职，互相之间既配合又牵制，恣意的余地自然受到压缩。因此，程序功能自治又是通过各种角色担当者的功能自治而实现的。程序规定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角色规范，是消除角色紧张、保证分工执行顺利实现的条件设定。例如，保证当事人的对话性和平等的发言机会，以使争论点能够集中、明确，使论证更加均衡、完整。程序使参加者都有平等的表达机会和自由的选择机会，同时也使责任范围更明确。这种可以向外部社会开放的负责体制、归责方式也会限制恣意。”这段话在当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三大错案中，公、检、法只有相互配合，没有相互牵制，没有严格履行各自的角色职能，因而法律程序对他们的恣意没有起到应有的限制功能。司法人员没有给当事人基本的、平等的表达机会：当事人(如杜培武)揭发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声音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应……。也就是说，在这些司法人员所营造的司法空间中，角色分工形同虚设，当事人只有“交代犯罪事实”的义务，没有申辩无罪的权利，只是任由他们宰割的羔羊。
指供、诱供，则是在所提问题中就已经包含着希望得到的答案，诱使被讯问者“顺杆爬”。讯问者在被讯问者神志不清、迷迷糊糊的状态下，采用这种讯问方式会迅速见效，几乎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一旦招供，讯问者又会进一步确信他就是罪犯。其思维逻辑是：如果你没有罪，怎么会交待出那么多细节？殊不知这些所谓细节”，正是由讯问者诱导而逼使无辜者复述出来的。无辜者一旦屈打成招，便掉进了无底深渊，那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在佘祥林“杀妻”案中，当年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正是以这种屈打成招
的、完全不可靠的口供作为主要证据，一审判处了佘祥林死刑。他们甚至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质疑(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不顾，依然认为“证据充分、事实清楚”，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他们虽然也进行了“证明”，但事实上是证而不求其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