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虽然以实用主义作为“真”的有效性标准的理论基础，但这并不表示笔者的“真”的有效性标准仅仅只是对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的简单的全盘继受。相反，笔者反对将“真”的“效用性”等同于“真”的真理观，认为“有用性决不是它的真理性的保证”。[9]因为：
(一)如果认为“有用的”就是“真”的，这种做法本身无法区分一个命题的真假，这实际上否定了真理所表达的内容的客观性，无法辨别真理与谬误。正如穆尔所指出的那样，有些假的命题是有用的，而有些真的命题却是不方便的。他问道：我们如何解释，我们有时实际上有真的思想，那时它们尚不是有用的这样的问题呢？[10]假的命题仍然有时是有用的，但它绝对不是真理。如果我们以有用性作为真命题的标准，那么，诉讼活动过程中，证据的审查判断活动、质证活动就是多余的，因为，任何虚假证据对于提供者都是有用的。这显然与诉讼证明活动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将“有用的”当做“真实的”，往往会造成错案。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不以“真”的核证性标准当做“真”的有效性标准的客观前提，将“真”的有效性标准不恰当地当做“真”的“核证性”标准，用“真”的有效性标准代替“真”的核证性标准，就容易导致办案人员为了获得“有用”(实现“打击犯罪”的目标？兑现“命案必破”的承诺？为了立功受勋？……？)的证据，则“不惜将一切能够采用的一切手段都用上”[11]，其结果必然就是“你们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12]。那么，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侵犯人权的违法现象就会是一种必然。上述错案的形成充分证明了这一论点。
(二)“法律真实”论者就是将“有用的”当成了“真实的”，将“真”的有效性标准当成了“真”的核证性标准，例如，樊崇义教授认为，“运用证据对案件真实的认定应当符合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实现法律真实，诉讼活动只须紧紧围绕实体法事实的有无进行就可以了”，“在诉讼证明活动中，如果为了解决程序问题，其法律真实实现只须紧紧围绕程序法事实的有无进行就可以了”。笔者认为，“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只有判断证据是否“有用”(且充分)和“能用”的功能和作用，而没有判定证据是否真实的功能和作用。[13]“法律真实”论者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这就是笔者长期以来强烈反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原因。
(二)用“有效”或“功用”来定义“真”或“真理”，就会否定有真的命题，就否定了真理的存在。因为“有效”或“功用”总是相对于特定的时间、空间或特定人的，一个事实、命题或理论就会对张三是真的，对李四是假的，这样，任何真都必然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就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真理标准，这其实等于否定了真理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