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国情出发，宪法诉讼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由法院进行审判。既然是诉讼，就必须由法院——但并不要求设立专门法院如宪法法院——来进行审判。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对一些宪法问题乃至宪法争议所作的决定，不属于审判，更不属于宪法诉讼。第二，与宪法存在直接的关联。这是指法院对案件的审判必须是直接依据宪法规范进行。但是，“与宪法存在直接的关联”，(1)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进行违宪审查，但也不排除违宪审查的可能。必须承认，我国存在一个不进行违宪审查却又需要依据宪法进行诉讼的空间。比如，在宪法的规定没有被普通法律具体化的情形下，当事人就可以直接依据宪法的规定向法院主张其权利，而法官也应当直接依据宪法作出裁判。同时，也必须明确，即便在普通法律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形下，法院也不一定要进行违宪审查，法院可根据“不能适用违宪的法律”的原则[4]而选择适用宪法。(2)也不意味着法院的审判活动一定要根据专门的、特殊的程序即宪法诉讼程序来进行。
（二）我国现行宪法并不排斥宪法诉讼
1.宪法诉讼：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应有之义？
我国《宪法》序言宣布，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第5条又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些规定，确认了宪法的至上权威。宪法最高法律效力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其一，它是其他法律制定的依据，其他一切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都不能与它相抵触，否则，将受到违宪审查，被宣布无效或被撤销。其二，它是一切国家和社会组织行为的最高准则。无论是国家主席，还是法官，都必须受它的约束，否则，可能被罢免（国外被弹劾）或被提起宪法申诉。其三，它应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最后保障，在使用其他手段即穷尽司法救济手段后，仍不能保障自己的权利时，最后可以运用宪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5]。由此，可以推导出：第一，宪法必须得到法官的尊重，也就是说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必须接受宪法的约束；第二，公民在穷尽司法救济手段后，可以运用宪法来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可见，现行《宪法》并没有禁止自己进入诉讼领域。其实，宪法诉讼对实现“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宪法诉讼使宪法规范在具体案件中适用，使抽象的宪法规范与具体的社会现实连接起来，使具体的社会现实受到宪法的规范与制约，从而使宪法在社会现实领域实现其效力。另一方面，在宪法诉讼过程中，法院在相互对立或抵触的各种规范中选择宪法作为裁判的依据，是一个排除与宪法相抵触的规范的过程，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