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诉讼本身的特点决定其优势地位
首先，诉讼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通过预设的诉讼程序，由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法官根据法律规则、结合纠纷的事实作出具有拘束力的判决，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相对于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而言，诉讼更具有权威性。当事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通过提起要求停止侵害之诉、排除妨碍之诉、恢复原状之诉、损害赔偿之诉和课以义务之诉，以获得司法救济。
其次，诉讼判决具有判例效应。在判例法国家，法官在诉讼中所作出的判决对今后的同类环境纠纷案件和下级法院审理同类环境纠纷案件具有约束力，可作为今后案件当事人援引的依据；即使在不承认司法判决的判例效力的国家，判例对同类环境纠纷案件的审理也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再次，环境诉讼通过对环境损害纠纷的解决，隐含着对各种与环境公益有关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为全社会确立有关环境公益的行为指南，确认环境公益的价值，甚至影响当地社会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推动既有环境法律的发展。在众多的环境纠纷民事诉讼的推动下，各国逐渐完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为公害受害者提供司法保护的依据，如日本的《公害健康补助法》就是在四日市公害诉讼判决之后不久制定的。
2.环境纠纷的特殊性也是环境诉讼优势地位的影响因素
鉴于环境纠纷的特殊性，环境诉讼相对于其他类型纠纷的诉讼也有其特殊性，在环境纠纷的解决中相对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而言，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首先，环境诉讼的模式不仅包括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加害者对已经发生的健康或财产损害进行赔偿，在有些国家(如日本)，还可以在损害将要继续发生的情况下向法院诉请设置除害设施或停止加害活动，对受害人的保护更为及时。
其次，集团诉讼(classaction)是环境诉讼的典型形式，它克服了仅凭个人的力量单独提起诉讼难以获胜、举证艰难等缺陷，不仅有利于当事人节约诉讼成本，及时、有效地保护受害人，而且有利于法院提高审判效率，符合诉讼经济原则。集团诉讼强调公众的参与，影响面广，对于防治环境污染与破坏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提高环保机关的行政效率也具有积极作用。
再次，环境诉讼通过当事人适格的扩张、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延长诉讼时效等方式加大对受害人的保护力度，鼓励受害人提起诉讼解决纠纷。
不过，尽管环境诉讼对于环境纠纷的最终解决具有积极的意义，随着我国开发利用环境与资源力度的加大，污染环境渠道的增多，社会变迁和利益冲突的加剧，环境纠纷层出不穷，传统的环境纠纷诉讼制度在纠纷解决方面逐渐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暴露出许多问题和缺陷，尤其是“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对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制，已经成为受害民众请求司法救济的巨大障碍。
四、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
按照传统诉讼法学理论，社会公众不得对与自己无关的利益主张权利，只有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违法侵害，才具备起诉的资格，这种标准被称为“直接利害关系原则”。该原则对防止公民滥用诉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立法对该原则有明确的体现，例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要求能够提起环境民事诉讼的主体必须是与环境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就是说或者是自己的环境权益受到了侵害，或者是自己的环境权益与他人产生了争议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能够成为环境诉讼的原告[4]。虽然《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都规定，公民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和控告，但是这些规定并未在民法以及民事诉讼法中得到体现，诉讼实务中对于“控告”则是趋向于狭义的理解，即仅限于在行政措施层面上向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告发，并不包括社会公众通过诉讼手段来制止、纠正破坏环境的行为。所以，我国普通民众对于空气被污染、旅游景点被破坏等行为提起的环境诉讼，大多由于“法无明文规定”而被驳回，或由于“空气和风景都不是个人的，个人对这些东西没有排他的使用权和所有权”[5]，而以起诉者败诉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