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哲学意义上来说，是实证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边际主义范式将经济学变成了经验的科学。在这个范畴里，不仅统计学和计量方法成为经济学家家族的成员，而且解释性理论的构造工作变成了一项充满灵性的活动。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它无疑需要智慧、理性与情感。也许没有比弗里德曼更能体验这个含义了。他在半个多世纪前写下的下面这段话语至今依然让人回味无穷。他说：“实证经济学的进步，不但要求检验和完善现有假说，而且还要求创立新的假说。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很难在形式上多说什么。假说的创立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其间包含着灵感、知觉和创新；它的精髓在于从为人熟知的材料中发掘新意。这一过程必须归在心理学当中来讨论，而不应归入逻辑学的范畴进行研究；这一过程必须通过阅读自传与传记来体悟，而不应从科学方法的论著中寻找答案；这一过程必须经过箴言与事例所推动，而不应由推理或定律来得出。”[26]
另一位对数理统计方法引入实证经济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是马歇尔。马歇尔深受达尔文主义、牛顿力学和微积分的影响，他的学说核心是从供求决定价格出发的局部均衡分析，以及由此确立的资源配置问题。他开创了静态均衡理论，把复杂的经济现象简化为经济力量的局部、静态的机械位移；他发动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成为把微积分进而整个数学引入经济学分析的一代大师。马歇尔以及稍微较早的法国数理经济学派，把数学引入经济学研究，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整个经济学界的研究方法开始为之转变，经济学从此开始继承科学主义传统，向以精确的数学语言刻画具体的反映现象的经济规律方向转变。马歇尔其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特别是一次大战之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继承了他的研究框架并不断将其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主流经济学，并使得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27]
通过弗雷德曼、马歇尔等学者的不懈努力，数理统计的方法使得实证经济学真正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实证主义真正入主经济学表现在经济学家们开始注重收集经济数据，并运用规范的数理统计的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得到启示，并验证由数学模型导出的经济结论是否符合经济事实。这种研究，在经济学中才真正叫做实证研究。这种实证研究在斯密到穆勒的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是没有的，而逐渐产生于实证主义哲学盛行之后。
也许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数学、统计学知识的匮乏[28]，也许是数理统计方法过于繁琐，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中很少见到数理统计工具的运用，哪怕是在一些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的论文中，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个案和简单的图表。对于SPSS等统计软件，许多人甚至闻所未闻。而SPSS软件在实证研究中的地位已经是国际公认，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中已经得到普遍适用。[29]可以说，由于数理统计方法的缺乏，与经济学的实证研究相比较，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实证研究都还只是处于初步阶段，离真正科学的实证研究尚有很大的距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也许就如霍姆斯早就指出的：“理性地研究法律，当前的主宰者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未来属于懂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30]
可喜的是，少数具有相关学科背景的学者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尝试，如李安博士利用SPSS统计软件、专门用于结构方程分析的LISREL软件，自编运算程序，计算相关矩阵后进行模型建构，得到最佳的量刑模型如图1所示。[31]其重要的几个指标表明，该模型拟合较好（Minimum Fit Function Chi－Square＝65.24（P＝0.012）、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0.041、Non－Normed Fit Index（NNFI）＝0.91、Comparative Fit Index（CFI）＝0.92）[32]。
量刑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此，需要对上表作一简要说明：该图清晰表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关系的密切程度。从图中可知，人身危险性对法官量刑的重要性程度是0.47，社会危害性对法官量刑的重要性是0.25；或者说法官的量刑（法定刑确定后的调节）结果有47％可以从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上进行解释，有25％可以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上进行解释。由此可知，对于法官量刑而言，在自由裁量的范围内，人身危险性的影响比社会危害性的影响要大。当然除了这两者影响外，还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影响着法官的量刑，因为模型中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并没有能够百分之百地对量刑进行解释，这可能是由于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都还有一些因素没有被列入的原因。具体到人身危险性这一因素中，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各个具体因素对人身危险性的贡献率（影响力），如果以罪史为基准（设定为1），那么依次的影响力分别为：认罪态度为0.75，自首为0.41，年龄状况为0.35，立功状况为0.20。具体到社会危害这一因素之内，如果以危害的可恢复性为比较标准（设定为1），那么各因素（情节）的影响力依次为：公众恐惧与优势犯罪都是0.81，道德罪量的影响力为0.75，犯罪完成状况的影响力为0.55。
需要注意的是，对这些影响力的大小的解释是在对某基层法院量刑的实然状况考察的基础上，运用专业软件，通过编程，由计算机自动生成的结构方程模型，也就是说，上表绝非人为手工输入数据编成或通过绘图软件画出来的图形，也正因此，该表自动生成后是无法改动的。
从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我们所要学的还很多，许多常用的数理统计工具和术语，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极为陌生的知识，甚至还看不懂。也就是说，真正开展刑事诉讼法学的实证研究，我们至少要学会数理统计的方法，包括访谈和问卷设计、资料的量化和录入、资料的初步整理、数据的描述统计、概率分布和抽样分布、关联推断以及SPSS等专业软件的运用等等。[33]而这些对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者还相当陌生的研究方法，不仅在经济学中，而且在不少其他被认为是科学性相对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已经得到了广泛运用，如心理学、社会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