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作为法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刑事诉讼理论中鲜有论及，其实，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权力的概念、性质及其特征，正确地分析研究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因素，通过权力与权利的整合，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对于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对于刑事诉讼结构模式的合理设置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
权力乃是特定的主体所享有的一种强制性能力，一般是以武装力量等强制力为后盾的。在刑事诉讼中权力主要表现为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和监督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权力的表现形式之一的国家权力，常常被人们误认为或者等同于行政权，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一般意义上而言，司法权同样具有权力因素，其与行政权在本质上讲是同质的，而且诉讼的运作过程，亦是以权力为主线的运作过程。
(一)侦查权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的、独立的诉讼阶段，是公诉案件的必须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1款对“侦查”下了明确定义：“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的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侦查权则是由法律规定的主体(主要包括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为了实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目的，从而依法所享有的一种权力。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侦查权的性质有所争论，主要存在“司法权”说和“行政权”说。前者认为，侦查程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同于司法程序，它不容易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控制，侦查机关有权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依职权主动进行侦查，并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后者认为，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应当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并且要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因为毕竟侦查关系处罚犯罪、保障人权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其虽然不能和审判程序同等对待，但仍可视为一种类似的司法活动。笔者认为，侦查权是一种兼有司法权和行政权性质的权力。对于侦查权的性质问题，学术界已多有论述，且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所以在此不多赘言，笔者在此要讨论的是，无论侦查权被视为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力，其权力属性是不容抹杀的，认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侦查权作为一种权力，也具有权力的一般属性，因而也极易被滥用，这在刑事诉讼中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如发生超期羁押、刑讯逼供，还有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二)公诉权
公诉制度是国家追诉犯罪的一种法律制度，是人类诉讼走向文明的标志。公诉权是国家在刑事诉讼中行使的诉权，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赋予检察机关的，代表国家并依照法律规定所行使的诉权，检察机关通过审查决定起诉，提起公诉和支持公诉来行使公诉权，关于刑事公诉权的性质，有学者提出可以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1)公诉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包含审判发动请求权和有罪判决请求权两项内容。(2)刑事公诉权是一项犯罪追诉请求。(3)公诉权是一项具有专属性的法定职权[3]。还有学者认为，公诉权产生的制度诱因有三：第一，国家权力体系内部的科学分工，是公诉权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制度基础；第二，司法独立原则的确立，是公诉权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制度保障；第三，控审分离原则的实施，是公诉权制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因，并且认为，公诉权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是人类社会进行民主法治的历史选择[4]。首先，国家设置公诉权是基于权力分工的考虑，且公诉权的设置本身已超出代表国家追究犯罪活动之本意，更多的还有监督公安机关权力行使的目的，因为，国家在侦查与审判之中加上一个公诉，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是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进行初步过滤。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给予“放行”，并移送法院起诉，此乃“启后”。可以说，公诉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刑事诉讼程序功能的发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公诉权作为一种权力，亦具有权力的一般属性，亦应当对其予以监督和制约，否则，就相当于割断了侦查——起诉——审判的链条，刑事诉讼活动也就无法正常有序地展开，且往往后果是很严重的。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恰恰检察机关的公诉权往往被忽视，通常是由检察机关自我监督，监督的力度不大，效果自然不好。另外我们还要注意的是，有学者将公诉权分为消极公诉权和积极公诉权。积极公诉权是人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公诉权，即起诉决定权。消极公诉权包括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其亦是行使公诉权的表现，亦不应为我们所忽视。总之，在我国现阶段，重新审视公诉权，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刑事公诉权中的权力因素，依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