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在关氏兄弟涉黑案件中，2008年，犯罪嫌疑人王红玉与李某合伙经营煤矿时，因利益分配不均发生纠纷，王红玉遂通过关建军帮忙，以李某诈骗为名，将其立案侦查。案件提请批准逮捕过程中，阳泉市人民检察院两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批准逮捕。王红玉两次组织共200余人次围堵阳泉市委、市政府大门，闯入市委、市政府大院示威，借此向检察机关施压，后来城区检察院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一审李某被判无期徒刑，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随着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增加，我国党政机构也面临着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挑战。黑社会性质组织参与和利用群体性事件，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个发展趋势值得警惕。
【作者简介】
陈银珠，单位为重庆大学法学院。
【注释】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概念是有组织犯罪集团(organized criminal group)；在香港地区，《社团条例》和《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中用的都是“三合会”的概念；澳门
刑法中用的是“黑社会组织”的概念；台湾地区1996年颁布的《组织犯罪防制条例》中用的是“犯罪组织”的概念。在我国大陆地区，《
刑法》中用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立法者之所以不用“黑社会组织”而使用“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因为要强调我国大陆的黑社会组织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或不可能发展成为高级阶段。参见何秉松：《有组织犯罪研究》（第一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
“黑社会组织”是理论概念，而不是我国大陆地区的法律概念。在建国以后的中央或者地方文件中，出现过“黑社会组织”、“黑社会”、“黑社会性质帮派组织”、“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等概念，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公安部内部讨论认为，“黑社会”太“大”了，应加以限定，就采用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一直沿用至今。参见佚名：《中国式反黑30年》，见《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36期。
从1996年到2010年，我国经历了六次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严打”或者专项行动，其中包括：1996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严打”斗争，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坚决打击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和各种霸头”；1996年12月开始的“冬季行动”，其主要任务之一仍然是打击犯罪团伙特别是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2000年12月到2001年10月，中央在全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和流氓恶势力；自2001年4月开始到2002年12月，根据中央的决策，公安部决定展开严打整治斗争，以“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为龙头；2006年2月中央政法委开展了全国“ 打黑除恶” 专项斗争；2008年5月5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召开全国继续深化“打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电视电话会议, 对继续深化“ 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