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情况下，法官还可能从当事人陈述时的表情中发现问题。例如，在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法院审理的某债务纠纷案中，被告主张双方已达成用一台无心磨床抵偿债务的口头协议，并且磨床已经交付给了原告，原告否认被告主张的事实。在庭审中，当法官问到这一问题时，从原告躲闪的眼神、无力的表述中，法官感到被告所陈述事实真实的可能性较大，于是决定立即去原告处查看，结果在原告处发现了与被告陈述相一致的磨床，该磨床的价值与被告欠原告的债务大致相当，且原告不能证明该磨床的来源。据此，法院认定被告主张的事实存在，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做出后，原告未上诉。[19]
（二）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证人在法庭上就案件事实向法庭所提供的证言，就其一般形态而言，它是要在法庭上形成，所以对这样的证人证言，当事人在开庭前无法向法院提供，当事人所能提供的信息，只是证人的名单、证人所能证明的案件事实，然后申请法庭传唤证人。由于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的出庭率相当低，法院也缺乏强制证人到庭作证的手段，所以作为变通的举证方法，实践中存在着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自己去找证人，请证人把所了解的案件事实写下来，形成书面的证言，然后再把书面证言提交给法院。不过，由于书面证言无法在法庭上质证，这样的书面证言一般不会被法院认可。在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情形下，即便是法院去向证人调查，然后形成笔录，由于对该笔录同样无法进行质证，因此只要把证人出庭接受质询作为证人证言成为证据的必要条件，法院依职权调查形成的证言笔录同样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不过，在证人到庭接受质证这个问题上如果做变通处理，不再把它作为证人证言成为定案根据的必要条件，法院为核实争议事实，向证人调查，获取证人的书面证言后，以该书面证言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就成为可能。从我国一些基层法院的实践看，一些法官似乎并没有严格遵循证人须出庭接受质询的要求，他们往往根据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依职权走访证人，通过询问证人形成书面的证言笔录。
审判实务中有一些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例如，金桂兰法官审理的某借款合同纠纷。在该案中，原告以被告欠其6000元为由向某法庭提起诉讼，并提供一张由被告签名的借据作为证据，被告辩称，所借的6000元早已还给原告，但当时由于原告说借条被妻子洗衣服时洗掉了，所以没有要回借条。审理该案的金桂兰法官并没有简单地凭书证定案，她费了很大的周折，找到了已与原告离婚的付某调查事实，但付某却以已与原告离婚为由不愿意作证。第二天，这位法官驱车100多公里，来到付某工作的农场找其调查。付某被法官认真办案的精神所打动，终于告诉法官没有洗掉借条这回事。再次开庭时，面对其前妻的证词，[20]原告无言以对。[21]
某县法院审理的一起购房合同纠纷，也是通过法官走访证人后查明了争议事实。郭某通过韩某的介绍，以3.9万元的价格购买了韩某表姐哈某位于县城附近的两孔窑洞，并当场付清了房款。由于韩某与郭某的私交甚厚，兼之郭某也认为价钱比较便宜，所以碍于情面付款时没有让哈某打收条，并达成了口头协议：“窑洞暂不交付，先由哈某用半年，到第二年农历正月二十五交付郭某使用。”谁知第二年正月初四，韩某因交通肇事当场死亡。韩某一死，哈某矢口否认卖房给郭某和拿过郭某钱的事。万般无奈之下，郭某向法院起诉，但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已付过购房款。为了查明事实，法院深入到纠纷发生地进行调查取证，向韩某的妻子、哈某的邻居进行了调查，收集到了一些足以证明郭某确实已经付款的证据。在证据面前，哈某终于承认已收到郭某付的购房款。[22]这两个案例都涉及到法院依职权调取证人证言问题，并且法官都是用走访证人后获取的书面证言来确定案件事实。在原先注重和强调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的诉讼模式下，这样的证人证言并不会困扰法院，因为那时对证据并没有严格的质证的要求，法院通过走访知情人形成证言在法庭上宣读，听取当事人意见后就可以把这样的书面证言作为定案的根据。[23]审判方式改革后，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法院在审判实务中也一般也会要求证人出庭，如果证人不能到庭当庭作证，法院就会拒绝接受书面证言。《审改规定》就明确了证人不到庭的法律后果，即“当事人提供的证人在人民法院通知的开庭日期，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由提供该证人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证据规定》则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第69条第5款）。与《审改规定》相比较，《证据规定》对书面证言的态度要缓和得多，它并未全盘否定这样证言的价值，为这样的证言发挥证明作用留下了空间，因为对该规定作反面解释，就可以得出虽然不能单独用它来认定案件事实，但可以与其他证据相结合，共同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的结论。
